2010年7月14日，王华元先生在山东省枣庄市中级法院公开受审。王先生是一名重要罪嫌，捕前系浙江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更早，是广东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加上他本身很有故事，特别是在广东为官期间，管理并且处理过举世瞩目的南都案。所以，审判王华元，是很有新闻性的。
不过，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庭审报道，只有新华社的寥寥数语。因为获准旁听的，除新华通讯社外没有第二家媒体，此外就是“专案组成员，政法系统干部，和王华元的女儿”（2010年8月2日《财经》杂志），没有公众。
当前，基层法院异地审判省部级高官渐成惯例，而基层法院明知这是新闻焦点和公共热点，却往往把媒体和公众屏蔽在公开审判之外，变公开审判为不公开审判，使得公众在观察和分析政治腐败、“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缺乏足够的材料，这是不应该的。
但是，王先生被指控的两项罪名，受贿700多万元和两千多万元财产“来源不明”，却是已经公开的。这些罪名如果成立，仅前一项，即已超过刑法规定的死罪70多倍。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说法。笔者也并不赞成对职务犯罪实施死刑。而只是说，刑法在上，如果按照王先生在任上喜欢对媒体批示的4个字“严肃查处”，他是死罪难逃。
不过，我们要问的是，对于公民的社会生活和现实的政治秩序来说，一个腐败官员被“严肃处理”了，事情就完了吗？恰恰不是。
对腐败官员的刑事处罚，只是他们本身得到的“报应”。而抚平他们对社会和政治造成的伤害，修复他们设置的政治病毒和攻击过的制度漏洞，弥补他们造成的种种损失，让法律、正义和良知重获信心——笔者称为收拾他们遗留的“政治负资产”，或者用体制里面常用的话说，叫做“吸取经验教训”，把以腐败的方式行政所颠倒过的“重新颠倒过来”——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作为在两个省做过如此重要的领导工作的腐败官员，王华元先生留下的“负资产”应该很珍贵，也很有“系统”。限于篇幅，划整为零，小而言之地说，首先，王先生的政治品格毫无诚信。
他在浙江任上分析官场腐败时说过，腐败官员“首先是政治信仰动摇，第二是经济出问题，第三是生活作风出问题”。可是，现在我们知道，这时已经是他的腐败末期，这完全是他本人的写照。
王先生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但他惟独有直捣死穴的腐败心得：他说，“领导干部有三怕，一怕上级监督，所以我们要建立巡视制度；第二个怕，就是怕群众监督和舆论的监督，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三怕制度的刚硬性，我们有很多制度，但是有些制度落实得不好，希望网民跟我们一起共同地努力。”
说得好吧？够肉麻吧？但这些表演，等于一个讽刺性的行为艺术。令人叹息的是，这样漂亮的话，都被王先生说了，以后谁还相信这样的话，其他官员又说什么呢？所以，王先生这样的人，不仅毒害了体制，也打击了世道人心，对官方和民间，都是一种精神磨损。
一任坏官为祸一方，留下一屁股糗事。以“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追究了他们的罪行，还有他们的臭屁股等待擦拭。这好比说，司法如果还灵，也只相当于通用杀毒软件，对于某些个性病毒，得手动查杀。王华元先生这枚个性病毒，似乎把党和国家委托给他的权力，当作经营家天下的工具在使用——这叫“非法行政”，是一个官员的政治素质，腐败的罪名无法追究，也就是必须“手动查杀”的政治病毒。不言而喻，这其中，即包括震动天下的南都案。
当然，就整体来说，南都案是一方局部气候酿成的，不是王先生个人秘制。但是，根据《财经》杂志《王华元与南都往事》的报道，此公是对南都案有决定性权力的官员。
这是一个令人颓丧的问题：孙志刚案令人发指，南都的报道推动了司法进步，王先生为什么要对南都“严肃查处”呢？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成为既成的事实，南都案的被害人也一直在申诉。清理王先生留下的这一笔“负资产”，也是很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