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没有特权有谁还愿意当官吗？

作者:卢温海 时间:2011-09-11 查看(119) 评论(0)

2010年09月04日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柳明桓向韩国总统李明博提出辞呈，表示将为他女儿被韩国外交通商部以特聘形式录取一事所引发的社会争论负全责。

时至今日，这已成为一条旧闻，且因为是别国的事情并没有引起国人的特别注意。但这件事却一直萦绕在笔者的心头。一直以来，十分不明白，那么高的职位怎么说辞就辞了，不就是小女的一点违规吗，小女已被辞退了，老爸受个处分也就算了，够得上自己丢官吗？难道柳明桓这样义无反顾的离开，是迫于压力，还是对其职位本身没有太多的留恋?

想一想，这个有多么的傻：一方面，在职时是这么没心机的将女儿安排进自己的主管领域中，惹人耳目，抑或是部下办事不力，捅了篓子？另一方面，你这样毅然决然的辞职，并且将女儿辞退，那么你女儿今后谁来照应，她美好前程是否已经断送？要不，就是老柳觉得做官这么窝囊，连安排女儿的特权都被剥夺，不如罢官不做。总之，事实上违约赔偿 。不知辞官后的柳明桓还会做什么，是否在政坛还有影响力？也不知会否再有能力将女儿的工作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我在这里无意评点韩国政坛的风雨变幻，也不知其政党背后的明争暗斗，就感觉到一点，位居部长高位、炙手可热的人物这么容易的就将位置拱手相让，实在让我国老百姓无法与我国高官的艰难去留比照明白。因为在我们身边，做官的经常是费尽心机往上攀登，一朝掌权就抓住不放，主动辞官的少之又少，即使到了退休年龄也往往想着退居二线、有所进退，有些缓冲，聊表退职后的失落之情。官位，在我国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是多少当官的留恋不舍的东西。

国人这么期望当官，而做官后又那么期望升官，终身为官，甚至退职后也特喜欢被人称呼官职，到底有什么情愫在里面呢？中国的官场文化又蕴藏了什么内涵呢？

如果说得不错的话，官的核心在于有“特权”，在职时可以颐指气使、前呼后拥；离任后也会官环永存，不同于一般老百姓，令一般老百姓敬而远之。

中国老百姓历来怕官，虽然在内心也觉得当官的没有长三头六臂，也要食人间烟火，和自己没啥两样，甚至常常听到人们发牢骚说：如果让我当什么什么官职，我会比他们干得还好，当官有什么了不起。但当碰到官时，你还不得不礼让人家，甘为下人，否则会认为你不懂事，可能损了官威，招惹麻烦；遇到难事时，还要硬着头皮到处托关系、找官来为己方说话打气。

有时候就想，怎么中国的官有那么大的权力？是谁给了他们那么大的权力？如果做官没有了特权，还有人愿意当官吗？当然这个设想至少目前是不成立的，君不见每年的公务员考试是那么的火爆。

做官与有权，这两者不知何时走到一起的，这点没有查证；或许是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必然，又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反正历史是无法逆转的。

在尧舜禹时期，作为部落首领，是要为部落谋利益，带领部落人战胜外族的侵犯的，也就是说当首领意味着责任和义务，意味着牺牲和奉献，大禹治水时就曾“三过家门而不入”。据说唐尧让位天下于许由，许由却隐居箕山中。再后来，商汤让天下于务光，务光负石投水而死。那时当官除了吃苦受累，根本得不到多少好处，当官实在是个孬活，所以人们不想当官。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中国人的官瘾却成为世界之最，鲁迅先生早就感叹：“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这是因为在我国很多官员的心中，权、名、利可谓三位一体。以至于有人说“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三年县知府，十万雪花银”早已是古往今来不可争议的事实；当官更大的好处是，可以高高在上，指使别人，吃穿用不着花自己的钞票，行有公车接送，玩有别人恭请，住有低价优惠。又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还能“一人当官，鸡犬升天”，物权法的论文。封妻荫子，恩泽后世；更诱人的是，只要当了官就能终生食皇禄，一辈子都是“领导”，就连死也能享受与普通老百姓不同的待遇。

其实说白了，如果不是那点特权，没有多少人会去当官。

当官本来没有错，错的是，很多人当官的目的和动机不纯。

什么时候，从政当官和经商、当科学家、做教师、工程师、医生、律师一样，成为一种职业，也许就没人争着当官了。什么时候官职不再是炫耀和特权，而变成责任和压力。什么时候当官不只是为了钱和利益，而是为更多的人谋福利，也许官员就不为人诟病了。有句老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一旦为官，就应负起造福一方的责任。但这也许是为民的一厢情愿罢了。

那么为官不是为了那点特权，就没有市场了吗？就真的没有人愿意当官了吗？我看也不是这个道理。

建国初期，老一辈革命家呕心沥血，不搞特权，毛主席提出“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号召，不是照样有不少为官者干的有声有色、无怨无悔吗？以至于各地不断涌现了焦玉禄式的好干部。当然，那时候的官员不叫官员，叫人民的儿子或者人民的公仆。

只是现在，官员和世界接轨了，相比看深圳社保基金。改称公务员，人民成了民众。中国也再次出现了当官的特权阶层。

但东邻或西方的公务员是否也是特权阶层呢？韩国外长说辞就辞了，日本政府官员象走马灯似的频繁更迭，看来不像。美国呢，华裔部长骆家辉当初因从政遭到父亲的反对，又因当部长却要减少很大收入。就是在同是中国人的香港，在老百姓眼中当官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拿纳税人的钱就要替纳税人服务，就必须接受公众的监督。所以，香港的官员普遍没有特权观念，更不敢轻举妄动，据说就连特首曾荫权的专车偶尔在人烟稀少的山顶马路上违章跨线，也立即成为全香港传媒抨击的对象。

既然没有特权，还要当官，这些人又是为了什么？也许从政是这些人的梦想和爱好；也许当官虽然不能为他们带来特权和不应有的巨额利益，但毕竟从政能给他们带来光辉和人生价值；也许当官这个职业是他们最适宜的事业。总之，在他们认真负责、清廉为政、造福国家和社会的过程中，回报他们的也是不菲。

有权而不用特权，或者说将权用到该用的地方，这才是为官之正途。

当然，说到有权和用权，做起来却不是这么容易，因为权与钱往往交织在一起，让有权者无所适从或者不能自主。在西方国家，权被监督，但权也是为利益集团所左右，就是说权是受钱的指挥的，但钱却不是权的唯一或者说最重要决定者，因为有法在制衡。

但在我国，可以说，权是第一位的，因为权可以寻租，可以换钱，反过来有钱的目的又是争取更大的权；甚至法也对权无能为力，有时法也要对权惟命是从，为权、钱开路，这就形成了“一权独大”。难怪人人愿意当官，个个想要争权了。

权、钱、法，三个哪一个该排第一？这老大的位置其实谁也不要争，因为法是当权者代表民众来制定的，法也是当权者代表利益一方来表现的，关键是有权者制定了的法有没有很好遵守和执行，有钱者是不是相信法的威力和尊严。不要让法在权、钱面前失却了气节和地位。

也许有人说这要怪制度，这种说法往往成为某些做官者使用特权后再进行开脱的借口，然而不知他们在说这话时有没有想到正是谁在败坏这一制度？但这种说法也让人有些生疑。因为我们有过清正廉明的时期，有官民齐心、互相信任的传统。

权究竟怎样才为民所信任和赞赏？胡锦涛总书记于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这是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2010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出席中央党校2010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并讲话强调，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领导干部不论在什么岗位，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都要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行使权力的最高位置，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行使权力的根本标准，做到公道用人、公正处事。权力的行使与责任的担当紧密相联，有权必有责。也许这是最好的解释。

也许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建设法治国家，成为法治社会。做到政治上人人平等，让人没有等级和贫富之分；经济上强国富民，让人无后顾之忧；以法治官，法律监督，让为官者没有特权，不敢乱用特权。让有钱者合法纳税，依法经营，不再和为官者结成利益共同体。让无权无钱者，能利用法律武器，向为官者和有钱人勇敢的说“不”。

假如那一天到来，把特权放在阳光之下，让做官没有特权那么有谁还愿意当官吗？

不过我想，不管怎么样，如果没有那么多人想当官、争官当，那这个社会的一切想必就真正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