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长彭齐鸣就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涵盖了找矿与资源的综合利用，境内境外、海上陆上同时布局，而且也考虑到生态环境等综合因素，是今后10年我国地质找矿工作的核心，也是贯彻中央领导指示精神推动地质找矿事业发展的重要抓手。
对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实施，彭齐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要以地质找矿新机制为运行模式，在组织形式上要突破以往的做法，要突出部与厅之间的密切配合。二是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是完善矿产资源管理制度的大好机遇。在重点地区、重要矿种的勘查工作中，部有关司局和相关省厅要共同摸索总结经验，通过实践检验后，形成符合国情的矿产资源管理制度，推进《矿产资源法》的修改完善。三是要以找矿突破战略为契机推动科技创新。找矿突破的关键在于正确部署，建议成立一支矿产资源潜力动态评价队伍，在重要成矿区带上跟踪找矿工作进展，分析资料，提出下一找矿靶区。而在这一过程中，成矿理论也极有可能获得突破和创新。此外，要集中力量进行科技攻关，突破技术勘查的瓶颈。比如在青藏高原等环境特殊地区开展物探遥感工作，目前面临诸多困难，无人机的运用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但我国迄今还没有研制出能够搭载物探仪器的无人机，像这种急需的技术，需要集中力量进行攻关。
微观与宏观的“激辩”
在9月15日下午举行的第七组座谈会上，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周力关于完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建议刚一出口，就引起了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宋光齐和国土资源部耕保司司长严之尧的一场“激辩”。
宋光齐快人快语地说，占用耕地越多，肩上的责任就越大，征地补偿就是要多征的多分点。话音未落，严之尧紧接着从宏观层面提出，要大幅度提高新增费。“因为地价太低。不能因为市场上一两块商业地块出让了高价，就说地价高，这些判断太表面。按价格学的原理，公共产品都应该转变为地价。要是业内人说这样的话，是丢脸的。”他毫不避讳地说。宋光齐对严之尧说：“你说的是大概念，我说的是小概念，是可以操作的，就是从新增费里出一部分。”严之尧回应：“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原来中央分税制的意图是转移支付，可现在变成项目转移支付，大家都来跑部委。”宋光齐说：“要分给农民，一亩补多少钱，哪怕三四百块钱，让农民保护耕地有补偿、有实惠，至于国家税制，那个远得很。”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实际操作和制度设计两个角度展开一场不大不小的“辩论”，核心就是如何让农民保护耕地更有积极性，更有实惠。
学会给自己“解套”
“当下，国土部门要学会给自己‘解套’，才能有效地破‘两难’，有作为。”分组讨论会上，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厅长朱立军讲述了他对“善治善为”的特色理解。
贵州省耕地资源稀缺，耕保压力很大。听到有同志抱怨，为什么国家不能少给贵州一些耕保指标？朱立军的答复是，贵州省绝不能跟中央政策唱对台戏，绝不能拖全国守住“18亿亩红线”的后腿。可是土地供需矛盾的刚性约束如何解？贵州省的做法是创新用地管理方式，推进山地整治，“向山要地”。思路创新天地宽，而今，贵州省相对富裕的山地资源成为待开发的资源“宝库”。
“哪些事情可以为，哪些事情不可为，需要我们实事求是地研究工作，将精细化管理、差别化管理的理念落到实处。”朱立军举例说，比如，高尔夫球场的问题，国土资源部门就不该也不必要出面，管也很难管住；水利建设中，大型水库水面是否应核定为建设用地，这个问题待商榷。其实技术层面稍一调整，就可以给国土资源部门自身减轻很大压力，何乐而不为？提及捉襟见肘的现行用地指标管理，朱立军尤其深有感触，“指望用一刀切的政策来解决不平衡的问题，绝不可能。”他呼吁，国土资源部门不能再把差别化管理挂在嘴边而不落实了。
“以前，我们说有所为有所不为；现在，徐部长提出要善治善为，这一提法更科学、全面，体现了行政的智慧。”朱立军说，有了创新的理念，我们对国土资源工作有信心、有决心，也更有底气了。
为西藏地质找矿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在第二小组的分组讨论中，西藏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特别是地质找矿工作成为大家热议的焦点。
西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厅长王峻向大家介绍了青藏专项的主要进展情况。她说，目前资金投入和地勘单位力量都有保障，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外部环境问题。西藏地处世界屋脊，生态环境较为薄弱，同时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因此，保护环境和维护民族的安定团结十分重要。有些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及阻力。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各级国土资源部门采取多项措施，努力为地质找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自治区党委到7个地（市、区）到74个县（市、区）再到乡镇、村委会，层层签订了责任书，为地质找矿工作提供保障服务。同时，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强化对基层干部群众的宣传教育，送教上门，向他们宣传国土资源管理的相关政策和资源国情。
听到这里，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贠小苏说，还应当选择一个能够深加工的矿种，加快勘查开发力度，在环境保护和造福群众各方面打造成西藏的样板，起到示范性作用。中国黄金集团公司的有关负责人说，甲玛铜矿就是他们正在打造的样板。甲玛铜矿一期投入20亿元，用于环保的资金就占了1/10。如今日产矿石量达6000吨，二期计划投入30亿元，日产矿石量将达到4万吨。同时，成立了农工贸运输公司，让周围的老百姓全部入股，去年已经开始分红，增加了老百姓收入。其他代表纷纷建议，要加大宣传力度，让这一样板带动西藏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进度。
“首要的是更新理念”
讨论会上，地区差异非常明显。西部地区的国土资源厅局长感慨西部地区对土地的需求如同饥饿的人需要食品，强烈要求分配更多的用地指标。而东部地区的国土资源厅局长，已经开始琢磨打节约集约科学牌了。
正如中央领导指出的，在资源管理上，和那些已经进入生态环境管护的先进国家相比，我国总体还处在数量管控阶段、管理粗放的初级阶段。然而，江苏厅、浙江厅早已有了新想法。
因为接待中央领导到厅里视察，浙江厅厅长楼小东晚到会一天，可他一下飞机，马上来到会场，而且很认真地加入到讨论中。由于发言很精彩，记者会后采访了他，请他谈谈对走向生态环境管护有什么想法，他想了想说：最关键的就是更新理念。
像过去那样过度浪费资源，肯定难以支撑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容易懂，可思路怎么改？改成什么样？是需要很好地研究思考的。楼厅长的想法是，第一，要做好科学规划。比如，在滩涂围垦中，他们在设计中无一例外地加入了一定数量的农业和生态用地；第二，强调数量和质量并举，不贪大规模，而讲究质量和产出；第三，抓节约集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温家宝总理提出的“以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他告诉记者。
“多向省委领导吹风”
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厅长胡宪很看重对地方党委、政府宣传国土资源管理工作。
“我自己就在基层政府干过10年，很多问题常常是因为不了解而不重视。只有了解了，才能更清楚哪些工作确实需要加强”，讨论时，胡宪深有感触地说。
班子都在换届，趁这个机会，要向地方各级领导耳边多吹些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风”。正是出于这个考虑，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已经抓紧跟省委组织部和党校打招呼，希望能够有平台、有机会宣讲国土资源工作议题。这个想法一经提出，立即得到省委省政府的支持。
此前，江西厅首先抓自己内部宣传培训。从去年至今，先后举办12期学习班，让所有的国土所长都过了培训关。现在，又有了新的行动计划，打算对新进江西国土资源系统工作的500多人进行轮训。但胡宪不满足这个，“系统内部的学习固然重要，向各级领导的宣传，能够给国土资源工作营造好的环境，更加有必要。”他说。
“善待地勘队伍”
“要善待这支队伍，莫委屈了他们。他们就是我们工作上的有力臂膀。”在第八小组的分组讨论会上，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局长郑金兰谈及地勘队伍改革，语气动情。
在山东省，6000来人的地勘队伍，为地质找矿事业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郑金兰介绍，厅里将这支队伍定为事业单位公益的二类三类，他们财政上拿一块，到市场上自己再挣一块，日子就过得很好。而我们真要用人的时候，这支队伍总是能冲上前去。哪里需要找矿，哪里需要抗旱打井，哪里需要地质灾害防治，我们都能看到这支队伍。郑金兰深有感触地说，“在大家印象中，山东没有发生过地质灾害，是山东真的没有问题吗？其实这里地灾隐患并不少，主要是因为地勘队伍发挥了效力。“这支队伍真的很卖力气。”郑金兰由此建议“多给这支队伍一些发展空间”，因为“善待这支队伍，付出很小，回报很大。”
土地督察干部关心起了地质找矿
地质找矿迎来的大好局面，也引发了土地管理部门负责同志的浓厚兴趣。这不，会议间隙，国家土地督察沈阳局副局长封小平与石家庄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郝东恒聊起了地质院校的发展。
“记得2000年前后，河北地质学院实施管理体制改革，名称也改成了石家庄经济学院，当时我还在人事教育司呢。”封小平回忆说。
“那时候可是地质工作最不景气的时候啊。我们先是由部属改为部与地方共建，现在已经完全属于地方政府主管。”回忆起那段“艰难”日子，郝东恒记忆犹新。他接着说，尽管脱离了国土资源部的直接管理，但与地勘行业的血脉联系没有变，一直根据紧跟形势发展设计专业和设置课程。
“你们现在多少学生，地质类能占多少？”
“现在多了，从属地化改革之初的3000多人增长到了现在的2.8万人，地质类学生占30%多。”谈起学校建设，郝东恒书记话多了起来。更让他兴奋的是，原来国土资源系统的会议，一般不安排他们参加，现在主动安排地质院校负责人出席，让他们掌握了中央关于地质找矿工作的最新指示。
科学统筹“四个量”
面对土地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持续强化的严峻形势，在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浙江省，如何有效缓解保发展、保红线的难题？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厅长楼小东谈了他的“四量论”。
几乎所有的市县长跟省里领导说，土地不够，没有指标，阻碍了发展。楼厅长也算了一笔账，跟省领导如实汇报，结论就是科学统筹“四个量”。一是优化配置“增量”。目前，各地由于建设需要，对土地需求是井喷式的。在这种情况下增量怎么分配？只能保重点、保民生，优化配置。二要深入挖掘盘活“存量”。存量一般指转而未供的土地，包括城市“边角料”地、政府储备地和处在两年合理的征用拆迁过程中的地,这部分应拿出来。还有一个存量，就是低效利用土地的开发。有一个县，3500家企业，平均税收为8万元/亩，其中54家企业占地2500亩，平均税收为1万元/亩，种蔬菜的获益也不只这些。土地之低效利用，现状就是如此！三是加大周转“流量”。浙江省到了统筹城乡发展阶段。首先，要统筹城乡要素资源，核心是维护好群众权益。而中心镇、中心村的新农村建设指标，要通过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来解决。四是集约节约把好“用量”。现在一个项目动不动就要几千亩地，有一个产业集聚区占地500平方公里，规模之大，快赶上新加坡一个国家了。干了些什么？投入产出怎么样？所以我们现在已在一些企业探索投入产出的用地评估制度，必须要用最严格的手段解决用量问题；还有，我们要求所有产业集聚区必须成为转型升级的示范区和节约集约用地的示范区，采取“双控”。
楼小东说，科学统筹好“四个量”，我认为，能有效破解当前国土资源管理面临的困难，使管理工作从被动应付走向主动服务。
“引市场的水，浇土地管理的田”
“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同等重要……”厅局长们在一起，总能碰撞出火花。
耕地保护司司长严之尧在小组发言时说：“就土地管理而言，光靠行政手段是管不了的，要靠经济手段。我们应该综合应用价格、税收手段，来加强国土资源管理，保护耕地……”
对此，众多厅局长深表认同。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张启生点头道：“要切实解决耕地保护这个问题，让老百姓愿意种地，而不愿意盖房子，最终要依靠市场经济来解决。”
在这方面，四川省做了不少探索。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宋光齐说：“四川探索耕地保护补偿机制，通过给农民补偿，将耕地保护落实到户，农民非常拥护。我觉得应该实行耕地保护的财政转移支付，加大对中央分成的新增费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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