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瑞灼
时隔近一年，经过修改后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次征求意见的草案在公共利益界定和征收补偿上作了较大修改。明确司法强拆取代行政强拆，旧城区改建需经市、县级人代会审议通过；征收补偿金额不得低于市场价，被征收人可自选房产评估机构。
从行政强拆到司法强拆，我国在拆迁立法上跨进了一大步。拆迁引入司法裁决机制，一方面可以通过司法的力量，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给行政权力在拆迁中的运用戴上法律的枷锁；另一方面，也让地方政府走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尴尬，有利从源头维护拆迁的公平和公正。
拆迁引发的种种争议和矛盾，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地方政府在拆迁中角色定位不明，既是拆迁的既得利益者，又是推动拆迁的当事人；既是拆迁公平的维护者，又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既是拆迁政策的制定者，又是强拆行为的组织者。这种角色的混乱和不明，直接导致公民权利和行政权力的不平衡。草案从引入强拆司法裁决机制入手，意图在政府和公民间引入中立的第三方，平衡二者的权利和地位，维护拆迁的公平、公正。应当说立法的意图和设想是好的，但要想取得预期的效果，有一个前提，就是引入的第三方必须是处于中立和公正的立场。
长期以来，我国司法的设置基本上还是走行政区划的老路子，司法工作行政化现象极为明显，司法机关的人事权、财产权受制于当地政府。不论是经费、编制、人员还是办公场所，都有赖于地方政府的支持。当前，地方政府对司法的影响力毋庸赘言。在现行体制下，我们无法排除地方政府对司法部门施加压力的可能。这种压力或许是无形的，是不为外人所知的，但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在现行体制下，如何确保司法强拆不重蹈行政强拆的覆辙？这是我们不得不严肃考虑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