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强华
“曾森林的被打，看似偶然，其实必然。”双峰县走马街国土所所长赵益民的话，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
单一的被打事件，或由很多偶然因素诱发，如村民的个人素质、法律意识乃至家庭背景等。然而，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这些偶然背后，有一道道必然的“制度门”，隔断了国土执法人员与群众之间的“鱼水情”。
执法权限的制约，造成法不责众、执法不公
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指出，查处的及时性和惩罚的必然性，是法律威慑力形成的重要前提。
而我们受执法权限的制约，因为不能及时有效制止土地违法行为，往往形成“法不责众”的恶性循环，客观上造成了执法不公。在曾森林被打事件中，违法建房者左晓春就理直气壮地拒绝停工：“别人建好了才批，我为什么不能建好了再批？”
毋庸讳言，“未批先建”、“突击抢建”等行为，在农村一定程度上存在。然而，受执法权限制约，对这类违法行为，国土部门只能下发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劝阻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若当事人不听劝阻，执法人员只能在完成必要的立案、取证，直至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等复杂程序后，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这些必要的程序走完后，房子早已盖好，“黄瓜菜早凉了”。而考虑到农民的经济损失，出于维稳需要，法院通常不会强制执行，“只能是通过补办用地手续了事”。
这些违法占地建房行为的存在，给后来者提供了很坏的“判例”，推倒了违法建房的“骨牌”。
改变软弱的执法手段，已经刻不容缓。双峰县国土资源局党委成员曹卫南建议，借《行政强制法》实施之机，加快《土地管理法》修改，赋予国土资源部门行政强制权。
单一的查处方式，将执法人员推向矛盾的最前沿
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无论是否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
基层执法人员反映，“一律拆除”这一单一的查处方式，将执法人员推向了矛盾的最前沿。一方面，缺乏罚款、补办手续等处罚方式，对一辈子只为一栋房子奔波的农民而言，带来的是毁灭性的打击，极易诱发不稳定因素，将违法者逼向暴力抗法的绝境，既增加执法难度，又危害执法者人身安全；另一方面，法律与现实的脱节，使得农村大多数“未批先建”的住宅，一直处于违法的存在状态，既不能拆除，又无法真正合法化，令法律的严肃性大打折扣。
对此，双峰县国土资源局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友深入调研后建议，对农村村民违法建房“一律拆除”的规定，适时予以修改。
滞后的法律法规，难以应对农村土地管理新形势
农村税改以后，农村经济发展迅速，农民收入不断提高，建房需求大幅增加，且对居住环境和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大多数农民都希望搬到交通便利的道路两旁建房，而这些地方大部分都是耕地甚至基本农田。
面对村民建房与耕地占用之间的矛盾，基层国土工作人员表示，主要出路有二：其一，严格落实“一户一宅”政策，鼓励拆旧建新；其二，科学制定村镇规划，加强对村民建房有效引导。
然而，取消农民建房收费后，涉农收费是根“高压线”，对“一户多宅”行为，缺乏有效的经济调控手段；现行《土地承包法》“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的规定，影响土地合理流转，使新农村建设和村镇规划落实困难。
当前，破解宅基地管理面临的制度困境，为基层执法人员“降压”，已经成为避不开、绕不过、拖不得的迫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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