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由此不难看出，公务员受雇于政府、食禄于纳税人提供的公共财政，因此理当忠诚于国家、服务于人民。此外，公务员的特殊职责所决定，他们既是一群被授权掌握公共权力，因而对社会发展负有特别责任、对国家形象和社会风气具有强烈示范作用的群体，同时又是离权力最近，因而离诱惑最近的道德“高危”人群。正因为此，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法律、经济契约关系之外，公务员与国家、社会、公民之间，还存在着一层隐性的“道德契约”。至少在理论上，法律、纪律、道德，构成了对公务员群体的三重约束。面对法律，作为公民的公务员并无特权；作为政府雇员，公务员必须接受比一般职务更严格的纪律约束；作为“道德契约”的签署人，公务员比普通公民受到更多也更高的道德要求。

解读刚刚出台的《条例》，除各种法有明文禁止的行为，对不符合公务员行为准则，涉嫌失职、渎职的行为，也都规定了明确的纪律处分，比较均衡地体现了上述对公务员的三重约束。尤其是对诸如赌博、超生、“不孝”等虽然涉嫌违法，但对于一般公民很少予以处罚的行为，《条例》也规定了从警告、撤职，涉外婚姻案例。直到开除的纪律处分，体现了国家对公务员的更高要求。

应该承认的是，由于公务员概念在我国形成的时间尚短，对公务员职责及相应的约束，尚未形成普遍的舆论共识，对法律、纪律、道德三重约束之间的关系，也存在不同认识。不久前，当有人大代表提出“不孝者不可当官”的动议时，社会舆论也曾进行过广泛的讨论和争议，如有论者便曾以“公权不应介入私事”为由，对上述动议提出质疑。而此次颁布的《条例》，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上述争议。“拒不承担赡养、抚养、扶养义务”和“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虽然已经超出一般“不孝”的范畴，但政府有权代表国家对公务员个人行为做出特别约束，还是在此类条款中得到了体现。

《条例》的另一个值得关注之处是，无论是作为政府雇员，还是普通公民，公务员在必须接受严格约束的同时，也依法享有相应的权利。无论《公务员法》或《条例》，其立法本意都是对公务员的责、权、利作出明确规范，而非单方面约束公务员的“杀威棒”，更不应将对公务员的制度化约束，泛化为越出法律规范的舆论高压，或在公务员群体中形成唯长官意志是瞻的“保官文化”。为此，《条例》规定了详尽的申诉程序，以期使公务员的合法权利得到保障。至于这些申诉程序如何真正起到作用，则还需在今后的执行过程中进行探索和完善。(张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