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佳案的二审法院明显汲取了一审的诸多教训，在程序上改进不少。首先在辩护的关口，杨佳辩护律师的更换消弭了司法操控的嫌疑，也打消了此前民间的诸多质疑;而 法庭上第一次播放了杨佳在芷江路遭受盘查的完整录音，共34分钟，这不仅回应了案发后网络上强烈呼吁公开此录像的民意，而且为查明当时的执法状态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如果证明当时的执法没有问题，也有助于澄清民间对警察执法的误读、还公安机关一个清白;而二审中最值得称道的，还在于从根本上改变了一审旁听环节的诸多限制。据报道，二审法院将一审中40个旁听席扩大至130余个，其中50多人坐在法庭里，其余人在一间房间内收看实况转播。庭审不仅向杨佳的家人开放，而且进一步向普通民众和媒体开放，其中有30家媒体包括3家香港媒体参加了旁听。这样的公开勇气，虽然还未达到民众多期盼的“现场直播”的程度，但也足以有效挽回一审中失去的部分司法公信力了。
当然，杨佳案二审也存在缺陷，尤其是辩护律师提出的重作精神司法鉴定的要求，以及希望在开庭时邀请精神疾病科专家来作现场鉴定，均遭到拒绝。但从整体上看，二审在程序上基本上恪守了公开、透明的要求，有助于向民众传递阳光司法的理念，也有助于人们对最终审判结果的认同。因为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即便大多数人在心里早就认同了杨佳的死刑，但人们依然对杨佳死于什么样的司法程序倍加关注。如果说在法律上杨佳必须死，那么民众的要求则是:杨佳必须死于正义的司法程序之下。
由此，笔者不禁联想到前不久也提出上诉的周正龙案。由最初的“千夫所指”到如今的“一片声援”，周正龙所经历的这种近乎离奇的舆情转变，相当程度上也是缘于司法程序上的瑕疵。从辩护律师“指定”疑云，到旁听须经宣传部门“择优”批准，再到被告人妻子欲求一面而不可得，一审中透露出来的神秘主义面纱，简直与杨佳案一审如出一辙。在这种情况下，周正龙提出上诉，司法机关该如何“接球”呢?是弃民意于不顾继续遮遮掩掩，还是知错就改敞开司法大门及时挽回公信力?就在司法机关正为此发愁的当口，我以为杨佳案的二审给他们作出了程序公开的示范。
程序从来都不只是手段，其更有自身的目的性存在。对于现代司法而言，无论囿于怎样的体制之下，都应具备最基本的程序品格，因为实体的不公只是个案正义的丧失，而程序不公则是普遍正义的沦陷。而且，从司法自身利弊出发，公开化的程序也是保障司法少受误解和责难的最佳方式，是赢取民心和塑造威信的重要途径。例如在杨佳案中，一度在网络论坛上盛传杨佳下体被踢伤的传言，在二审法庭的提问中被杨佳予以否定。如此在公开程序中澄清的事实，无疑有助于遏止不实传言的传播，消除舆论对执法的偏见。其实作为民众，我们并非杨佳案和周正龙案的“看客”，而是体制之内的一分子，我们始终关注的也并非某一个被告人的命运，而是我们自己都随时可能身处其中的整个司法程序的正义。
总之，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逻辑起点，没有程序便没有司法公正。无论是杨佳案还是周正龙案，都希望司法机关在实现审判职能的同时，其自身也能顺利通过公民社会的审判，并由此带来公民对司法的信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