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针对草根经济体和草根金融的重视，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国开行前副行长、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刘克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于‘小’和‘微’的强调，在温总理今年的政府报告中具有明显的突出。他谈及小企业和农村改革两处内容时，用了5个‘小’；而过去都是说‘中小’。这说明政府高层对微小经济体的高度重视。”
2009年9月，有领导同志在政协经济大连组会上说：“克崮说的草根、微贷很形象。如果要在中国发展草根金融，就需要产生一大批‘尤努斯’式的金融家。”刘克崮对草根金融的持续研究和呼吁，已引起从管理层到业内的重视。为推进草根金融体系的建立，今年的两会，作为政协委员的他，仍然呼吁这个问题。所以，记者对他的采访，也以草根金融为主线。
银行信贷取向与草根经济体的天然弱项
《当代金融家》：您提出了草根金融的理念，怎样评价我国当前草根金融的状态？
刘克崮：过去四五年来，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很重视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整体而言，已有很大的进步。但具体细分，中型企业的金融服务获得明显的改进，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和农户等更为弱势经济体的金融支持力度提高相对缓慢。
草根经济体融资难的症结，不在于市场资金约束和政府政策障碍，更不在于草根经济体管理水平低下，缺乏抵质押物，而在于现行以立足城市的国有大银行为主体、以服务国有大中型企业或有政府背景的企业为主要目标、基于正规财务报表和充分抵质押物运作的金融体系，难以适应草根经济体特点和基层金融发展要求。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基层金融机构严重不足，缺乏数量众多的立足区县、街镇，定位草根的小型、微型金融机构；二是金融产品体系过于强调财务报表与抵质押，而这正是草根经济体的天然弱项；三是监管权力过于集中，运作不够灵活。此外，长期以来，我国缺少适用于小、微型经济体的分类和统计办法，妨碍了人们的认识，延迟了问题的解决。
就推动草根金融服务角度，大方向普遍认为具体应当从以下角度着手：第一是推机构，第二是相应的产品，第三是监管，第四是公共服务。现在机构进展比较快，应该说是有三个层次上在推进草根金融的机构，一个是大中金融机构，他们按照银监会的要求成立专营机构，在做中小企业，或者叫小微企业。在银监会的倡导下，全国发展很快，几乎所有的大银行，所有的股份制银行，还有48家城市银行，都按照银监会的要求，成立了做小业务的专营机构。以工行为例，工行成立了近千家，中小企业融资额达到2.4万亿元。其他银行也有非常迅速的发展，各银行年报上都有相应的数字。二是一些中型金融机构，例如农信社、农商行和一部分城商行，本身的大部分业务就是针对小微企业的。第三个层次主要是新建的小微机构，一块是银监会在主推的，就是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合作社等。据统计，2009年末银监会已经批准开业的新型3类机构合计172家，其中村镇银行148家，贷款公司8家，农村资金合作社16家。
我比较关注村镇银行，他们是将来的小金融机构，是草根金融机构新生的主力之一。据统计，2008年末是94家，2009年末148家，新增了54家，增长率大概接近60%，这个幅度是很高的。更应重视的是，银监会在2009年秋天开了一个会，制订了一个计划，计划到2009、2010、2013年要把现在的3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由170家建到1300家，两年要增加1000多家。
优惠政策应向弱势经济体倾斜
《当代金融家》：您认为引导和发展草根经济及草根金融，最应关注哪些问题？
刘克崮：我提出草根金融的理念，是为了提高我们的政策目标集中度和针对性。经济体最弱的集合在哪里，我们的措施就应该放在哪里。在这种考虑下，我提出了草根金融的问题。
优惠政策应注意向弱势群体倾斜，因此需要相对详尽的数据分类，从而清晰明确弱势群体的范畴以及扶持力度。以往，社会上的通用数据，是把我国的企业分为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则中小型企业占比99.6%左右。不过，应引起注意的是，中小企业如果继续细分为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的话，那么，大中型企业占比约为1%；小型企业占比为40%多；微型企业占比为50%多。因此，对我国经济体的充分细分是制定具有较强落实性的政策，从而引导和促进草根金融发展的前提。除此之外，还应关注个体和农户经济体的金融需求。
据我所知，目前工信部和统计局正在做这项工作。我建议除了从规模角度实现经济体清晰化分析之外，还应注意推动金融服务机构业务统计的清晰化。例如：银行的贷款结构，除体现整体规模外，还应分类大型、中型、小型和微型贷款规模，个人贷款和农户贷款规模；从税收角度，也应具有相应细分的税收来源统计数据。
微小企业信贷的风险可控
《当代金融家》：社会普遍认为，中小企业，尤其微小企业贷款风险高、难操作是其融资难的重要原因，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刘克崮：实践证明，微小企业贷款在管理得当的前提下，风险可控。目前，全世界的微贷模式大体分为四类，在我国都受到成功的检验，足以论证微小企业贷款的可行性。
第一类是亚洲模式，也就是“尤努斯”模式，基本上是无抵押、无担保的信用贷款；在此基础上创新的是印尼人民银行的小商户无担保、微企业联保模式。这种新型的贷款也被叫做普惠制金融，它的特点是依据这些弱势经济体的特点，通过对其诚信度和经营管理能力的判断，进行放贷。“尤努斯”模式在亚非拉乃至欧洲都有过推广。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我国已有超过5年的实践，效果良好。
第二类是欧洲模式，我们国开行是第一批，典型代表是台州商业银行和包头商业银行。欧洲模式的关键是个人贷款现场调查、现场评估，这一模式的效果，社会各界也均有耳闻，不再赘述。
第三类是美国模式，打分卡制。他们设计了一套规则，标准的报表，软件自动审批。100份贷款申请，自动审批能够达到95个；其余5个需要专人审核，又会审批3个，贷款申请否决率为百分之一二。
第四个模式就是众所周知的民间借贷。事实上，规范的民间借贷风险也是很小的。在这里需要明确一个概念，民间借贷不是乱集资，民间借贷的重要特点是熟人圈的面子信用。因此，超出熟人圈的民间融资不属于民间借贷范畴，更倾向于乱集资。
对6000家政府融资平台的建议
《当代金融家》：您如何看待当前政府融资平台担保能力以及潜在风险问题？
刘克崮：我国政府融资平台的发展主要有几个大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就出现了政府融资平台，例如上海实业；90年代中期，以服务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为主要内容的国开行成立之后，与地方有一些大范围的合作，也促进了政府融资平台的进一步发展；1998年前后，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政府融资平台有了较大扩张。我从财政部调到国开行，对当时地方财政状况还有一定的了解。当时，全国将近1/3的市县有拖欠工资现象，但主要是累计欠，也就是一年拖欠一到两个月，大体还算顺利。当时的政府融资平台运行整体还算稳定，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即：政府融资平台是不是全部都要求财政担保，地方财政的偿债能力和潜力等问题难以摸清楚。
从2008年末到2009年，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防止经济过度下滑，进行了4万亿元的政府投资，主要以发债方式解决。据统计，截至2009年末，我国政府总负债约5万多亿元，是2008年末的4倍，政府融资平台约6000家。如此快速的发展，也令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问题非常突出。对于政府融资平台，我觉得主要要从四方面进行控制：
第一是规范。从平台的性质、目标、任务、运作方法、基本制度、基础条件、数据、IT系统、人员、内部运行机制等全方位多层次进行规范，建立健全规范运行制度。通过规范标准和要求，对当前的融资平台实现去粗取精，确定保留、合并、停掉部分平台。
第二是整顿。在规范的基础上，促进存留政府融资平台的完善和提高。但是整顿的基本要求，要从总体上保证在建项目稳定，除个别很不合适的内容外。
第三是充实，主要是资本金和实力。对于存留的政府融资平台，需要提供更多的资本金，需要成为一个独立法人，而不是一个虚的，都靠财政解决。没有实力就去掉，实力弱的跟强的并，如果要确定他留就给他充实的资本金，划拨一些资产等。
第四是提高，要提高他的管理水平，提高他的人员素质，因为很多人过去没有做过这种事，特别是固定资产的项目管理、投资管理、负债管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