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得“太死”逼科学家做花账

　　科研经费的使用过程中一直有经费监管的身影，项目结题时又有验收的程序把关，为何还会出现“黑洞”？中国青年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现有的科研经费管理体制下，该花钱的地方不能报账，能报账的项目可以多开钱，科研人员似乎陷入了财务和管理的双重困境。

　　“人头费”偏少，雇了人却出不起钱

     一些受访的科研人员提及最多的就是“基本工资低”。

　　“这是饭碗，你不资助我，我就没法活。”北京一家研究所的研究员王亶文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搞了一辈子科研工作，最头疼的就是科研经费。

　　一家研究所负责薪酬发放的工作人员屈宪(化名)向中国青年报记者透露，一名正高级研究人员的薪资应该在1.5万元到两万元之间，其中绩效工资占到至少一半的比例，而基本工资仅四五千元。

　　这就意味着，即便是同样一个级别的教授，收入也会有差别，申请课题经费多的科研人员，可支配的资金多，用来发绩效的部分就多；而课题经费少的研究组，给助手、学生发放的薪资都不会多。

　　不少跟着导师做科研课题的博士生抱怨导师太抠门，“发不下来工资，请一顿饭就了事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位年轻的副教授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算了一笔“雇人出不起钱”的账：经费里的10%限定在劳务费，一个二三十万元的课题，10%就是两三万元；一个课题带一个博士生，一个硕士生，每人每月1000元，一年是2.4万元，三年便是7.2万元。“另外4万元从哪里来？”

　　“绩效工资从经费中拿，以至于科研人员把本不宽松的科研经费几乎都用来发工资了。”这位副教授说，一些高校教师本来课时费就少，一个月的基本工资两三千元，如果没有科研经费提成，生存都难以为继。

　　日前在一次科技创新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局局长韩宇透露，在我国科研经费投入中，劳务使用情况占23.6%，而发达国家的比例则达45%。我国科研人员人均每年劳务成本约为日本的1/12，韩国的1/6。

　　“科技人员的收入与所获得的经费不成比例。”南京大学教授高抒说，国内掌握一个千万元级别项目的研究人员，他的工资可能每月2000元，而在美国掌握同等项目的人，可能拿着相当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年薪。

　　一些科研人员受到诱惑，在国家政策的许可下，抽取了部分资金，用于补贴个人收入。更有甚者，则挖空心思把经费挪作它用。

     经费分配成了大牛的“一言堂”

　　屈宪说，自己所接触到形形色色的科研人员中，大部分人的收入可以保证。关键是，科研人员的绩效工资有一定的上限，即便科研项目是一亿元，拿到手里的绩效工资也不能超过正高级别相应的上限。

　　“经费下拨后如何使用，一般由项目主持人，特别是学术‘大牛’一人说了算。”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教授这样解释背后的奥妙。

　　熊丙奇说，一般课题组负责人，手下团队都是年轻教师和研究生，年轻教师评职称、晋升都受制于课题组负责人，只有等多年媳妇熬成婆；而研究生们论文答辩、毕业、就业都掌握在课题组负责人手中，也只能是敢怒不敢言。

     足够放开的空间更多的是给了“大牛”。以段振豪为例，王亶文说：“他是领导，集权以后走财务发票报销，经费审查起来都会松一点。”

　　这样的空间还包括对一些“大牛”课题的验收。

　　“大课题小评审，中课题中评审，小课题大评审。”王亶文说，应付课题验收是这些“大牛”或课题负责人的强项，匆匆拼凑报告、杜撰“成果”，答辩的时候叫上朋友帮忙。

　　有一次，王亶文一个朋友让他去当评委。王亶文百般无奈下只好答应，到了现场才发现这是一个自己完全不了解的领域，却要做课题答辩的评委。“我的朋友实际上就是自己验收自己。”

　　“立项公关的投入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熊丙奇还指出，由于科研立项中的不合理，科研“大牛”往往加大公关力度，拿到项目经费后，首先要做的事情无疑就是填上窟窿，提前透支课题经费。

　　即便一部分课题经费进了一些“大牛”自己的腰包，不少科研人员仍不主张对现有的科研体制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而是寄希望于这些“大牛”个人道德水平的提高。

　　管理“太死”，科研人员被逼做假账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催化科学与工程系主任李永丹教授在博客中讲述了一段无奈的经历。

　　近日，荷兰Twente大学Leon Lefferts教授到访天津，当天下午和李永丹的一些研究生进行座谈交流，第二天上午还有一些学术交流。

　　Lefferts教授在天津的实际花费算下来：住宿费500元，接送和餐馆费用900元，晚餐1400元，加上一瓶李永丹自带的白酒900元，一共3700元。

　　由于Lefferts教授是顺访，机票可以回去报销，不用李永丹负担；去机场接人，是李永丹自己开车；晚餐超标，是因为李永丹有意促成化工学院和Twente大学的本科生教学合作，便请了自己学院的教学副院长参加。

　　但按照李永丹所在高校的现行财务制度，这3700元无法报销，这次学术交流的费用全部由李永丹埋单。“因为我们不承担来宾的机票，接待一事便很难说得通，而晚餐费用超标则更是报不了。”

　　李永丹很无奈，“由于段振豪的先例，我们显然再也不敢用其他名目报销。”

　　类似的抱怨在内地科研人员之间很常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吴国清就经历过这样的情况：有时一次化学实验所使用的耗材、实验器材与最初预算所申报的数目很难对应上。科学是不可预测的，如果把数字管得太死，便很难保证科研项目出成果。

　　香港大学医学院副教授金冬雁说，近年常常听到内地同行抱怨，内地科研管理及审计部门对科研经费的预算和执行越来越锱铢必较，使用时如与预算略有不同，无论数量、单价或品牌，都会招来麻烦，动不动就扣钱罚款。

　　“许多著名科学家都对此提出批评，认为是逼人造假账，甚至可以说是逼良为娼。” 金冬雁说，这种做法并不符合科研规律，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也浪费了宝贵的公共资源。 本报记者 邱晨辉 雷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