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4000万同性恋者。我敢说，我绝对不是你们碰到的第一个。只不过，我比较有勇气罢了。
2001年，对周丹的周围人而言，无疑是惊心动魄的。那一年的一天，他们所熟悉的周丹从主流成了少数派。
在此之前，作为上海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周丹的生活闲适和惬意。工作并不繁忙，周丹大多数的时间在家里读书、写东西，过着多数上海高级白领个人的小日子。
如今，周丹的“个人”早已成了历史。在通过网络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后，他全身投入到推广同性恋知识、维护同性恋者权益的社会活动中。拥挤的酒吧，喧闹的广场，大学校园的讲堂，到处活跃着他瘦小的身影。健康卫生宣传小册子、安全套、同性恋知识……成了他生活的重心。2005年6月27日，这位小个子的中国律师登上了美国的《时代》周刊。
这是个典型的上海男人，斯文白皙，乐观爽朗，有着律师惯有的口若悬河的本领。如果不是他亮出自己的“同志”身份，你丝毫看不出人们惯常印象中任何Cc(“同志”人群语，意为“娘娘腔”)的感觉，如同你在繁忙的街道、写字楼擦身而过的一个普通过客。
活跃的少数派
“Condom，发音类似中文‘康等’。大家可以这么记——为了健康，请稍等，用上安全套。”此刻，周丹响亮的声音回响在一间做教室用的二十平方米的房间，围坐在他周围的，是十来个二十岁上下的男孩。
在一旁的“乐宜”的工作人员小郑的插科打诨下，小小教室里不时发出一阵阵欢快的笑声。在鼓励下，学生们磕磕巴巴地说出了简单的日常英语会话。而每当他们的目光与记者相触，他们都会迅速地低下头去，躲避着什么。
这是一群非常特殊的“学生”，他们的职业是为男同性恋者提供有偿的性服务，在“同志”人群中，他们有个专门的名称——Mb(money boy)。八月到九月的每周二、四下午，周丹就会赶到位于上海闸北区的一幢商住两用楼，为他们上两个小时的课。
周丹很少能够准时走上讲台的，因为学生们总是拖拖拉拉陆续而来。手头的教材与学生的实际需要多少有些差距。周丹为此做了相应的调整，加入了许多Mb的“工作”词汇，上课过程中不时穿插着一些性病、艾滋病防护知识的宣传。
成立于2004年底的乐宜，是一家致力于提高性少数人群的生活质量，在性少数人群中进行艾滋病、性病的防控工作的非政府组织。相比如今已较为人知的杜聪领导的、以救助艾滋孤儿为主旨的“智行”，乐宜的工作更有争议和敏感，他们把工作重点放到了社会的特殊人群——Mb.在中国感染艾滋病毒的高危人群当中，男同性恋者占第二位，而Mb是高危人群中的高危人群。
和周丹一起在上海最为繁忙的路段上走，在广场一角游荡、兜揽“生意”的男孩子，一看到他就吃吃地笑，躲开。“他们已经和我很熟悉了。”周丹无奈地笑笑：“最怕我抓他们去上课。”
“乐宜”的工作只是周丹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原本，我可以成为一个很出色的律师。”周丹自嘲道：“现在，我把主要的精力和时间都放到‘同志’事业上去了，当律师倒成了我的副职。” 在此之前，他曾和电台合作开通过一个同性恋者热线，“效果不是太好”。
而周丹最想做的事，是把自己的法律专业与同性恋知识的推广工作结合起来，但是这条路很艰难。“《时代》上说我是中国的 gay right lawyer(同性恋者权益律师)，我觉得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在做中国同性恋维权，还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
尽管如此，他已经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为与异性结婚的同性恋者和其配偶提供法律咨询和救助。不久前的一个深夜，周丹接到来自浙江的一位女记者绝望的电话：“周律师，我发现我丈夫竟然是个同性恋，我该怎么办?”
家庭地震
有着上海男人细腻、温和特征的周丹，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的家庭。周丹的下面还有一个小他五岁的妹妹。从小，父母对两个孩子的要求很简单——好好念书，做个好人。周丹也很争气，从小就学习成绩优秀，一直在学校里担任着班干部。
从小和男女生都在一堆玩的周丹，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异于常人。进入中学后，一个男孩的身影闯进了周丹的心。然而，这是场苦涩的初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