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失致人死亡罪，是指因过失致使他人死亡的行为。这里的行为主要是指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人的生命安全缺乏应有的关注，因作为或不作为才致使他人死亡。其主要特征是，根据法律规定，构成本罪必须产生死亡结果，且过失行为必须对死亡结果的发生具有原因力，即两者之间必须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本罪的主观方面是出于过失，这里的过失是对死亡结果而言。行为人的过失心理态度，就是其负刑事责任的主要根据。本案被告袁某，学习房地产。在指挥倒车时，不存在过失行为。根据现场目击证人陈玉国证实：“随车的男子（指袁某）在倒车时下了车，他位于大货车的右侧，他当时一边往车尾走，边挥手示意倒车。”“另外还大声喊：‘走、走、走，’他始终在车的右侧。”（见询问笔录P83页4、5、6、行）被告人袁某在右侧往车尾走，边走边指挥倒车，已经尽到了一个指挥倒车人的注意义务，并且大声喊：“走、走、走，”足见他的指令是小心谨慎试探性前进的口令，目的就是防止车辆在行进中可能造成他所注意的车顶与雨棚以及巷口的安全，所以在袁某的认识领域已经高度警觉，不存在疏忽大意的认识状态。退一步讲，无论袁某怎样指挥，他都无法操纵车辆的运行和停止，无法纵观全局指挥全部。无法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何况被害人出事的位置不在袁某的注意范围。所以袁某的指挥行为只是起“标示牌”作用，驾驶员是否采纳指令由驾驶员自己决定，没有证据显示被害人的死亡是袁某指挥造成的。故公诉机关之所以作出错误认定是将王慧萍的死亡结果类推归罪于袁某。按照公诉机关的推理，陈玉国亦应负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刑事责任。本案移动车辆的行为是由其引起，且其作为厂区安全管理人员，对厂区行进的车辆负有安全管理职责，本案存在“多因一果”的问题。既然公诉机关不追究陈玉国的刑事责任，那就更不应该追究袁某的刑事责任。何况我国刑法适用是禁止类推的。所以对于袁某不能适用有罪类推。
二、在本案中袁某不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的犯罪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