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快报特派记者 余亚莲 廖颖谊 尹来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在接受本报专访时称，同性恋传播艾滋病要引起重视，应关注《断背山》获奖对同性恋人群行为的影响。
要点提示：
能够做到禁欲的人非常有限，提倡使用避孕套比道德教育更实际
一个地方的“小姐”可能无法销声匿迹，但是要让85％以上的“小姐”使用避孕套还是可能做到
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起到百分之百预防艾滋病的作用
“此次《断背山》在奥斯卡获奖，也可能会对同性恋人群有一定的影响，这应引起格外关注。”说这话时，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很坦然。
近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权威性学博士李银河在两会期间向全国政协会议转交了一份同性婚姻法提案，得到同性恋群体的广泛关注及强烈支持。随即，反映同性恋题材的电影《断背山》在奥斯卡金像奖上的大获全胜，让同性恋话题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对于这一话题，不同领域的专家所持的观点却大相径庭。
前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对同性婚姻立法、承认同性恋婚姻，在中国并不具备可操作性，也并不能减少艾滋病的传播。他说：“也许我们争论同性恋婚姻是否合法，争了十几年都没有结果，但这个人群中却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被感染（艾滋病）了，那这就是个很大的损失。”
性是主要传播途径
记者：我国现在感染艾滋病的人群，主要是通过哪种途径传播？
邵一鸣：现在主要还是吸毒和性传播。其中，吸毒人群的传播，主要以他们之间互相传染为主，主要属于高危人群圈里的传染。但性工作者则和一般人接触更为广泛，因此，从高危人群走向一般人群，最主要还是通过性传播。
记者：艾滋病在中国已经从高危人群扩散到一般人群了吗？
邵一鸣：已经向一般人群扩散了，这是不争的事实。
记者：这种扩散到了什么程度？
邵一鸣：我觉得还在早期，还没有在一般人群中大规模传开。这有很多原因：一是中国文化的本身在性行为方面较保守，毒品泛滥的范围在我国仍较局限。第二，我们毕竟有“严打”，这把利剑悬在那里，谁都知道这是不该做的，有这么个威慑作用在，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就还是隐秘的、地下的。这也使得高危行为的频率和范围压下来。
应关注《断背山》获奖对同性恋人群行为的影响
邵一鸣：另外，我想强调的是，还有一种人群应该格外关注，就是同性恋人群。我们对这类人的掌握非常有限。
记者：这类人传播疾病的可能性更大？
邵一鸣：对，他们在传播HIV方面的效率比异性性行为要高很多。在一些西方国家，同性性行为被社会所接受，他就会把传染病限于自己的圈子里。而在我国，同性恋者不太容易被社会接受，所以他们中相当一部分还有家庭，既有同性也有异性性行为，因而是双性恋。病毒传播也就既在圈子内，也通过家庭传播到圈子外，对艾滋病的传播有更大的负面影响。但这类人群在我国没有很好的被社会关注。
此次《断背山》在奥斯卡获奖，也可能会对同性恋人群有一定的影响。这应引起格外关注。这可能会使国内同性恋人群的活动更加活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加大宣传预防艾滋病传播的健康的知识，减少艾滋病在这个人群中的传播，以及从他们传播到公众之中。
承认同性婚姻不能有效控制艾滋病
记者：前段时间有人提出，要承认同性恋婚姻，用婚姻来约束同性恋者。你认为，这对艾滋病传播是有利还是不利？
邵一鸣：异性或同性婚姻方式本身与传播艾滋病并没有关系，有关的是不安全的性行为。同性恋婚姻合法也好，非法也好，半合法也好，对他们之间不安全的性行为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直接影响的。
另外，我觉得这项提议在中国现阶段可操作性很差。假如我们讨论同性恋婚姻是否合法，讨论了十几年，没有结论。结果，这个人群中很大一部分人已经被感染了，那这就是个很大的损失。要紧的是把重点放在预防艾滋病的健康教育，尽快降低他们的高危性行为。
记者：针对这一部分人群有没有什么措施了？
邵一鸣：我觉得采取同伴教育是一可行的方法。由于社会不易接受，他们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所以通过他们中间一些领头的，有一定社会责任感的人，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健康教育，使他们一方面在行为上有所规范，另一方面采取一些防病措施，例如使用安全套等。这可能是针对这个人群最有效的方式。
使用避孕套比禁欲更实际
记者：你认为使用避孕套等措施是否真的百分之百有效？
邵一鸣：肯定是有效的，这已经被科学证实了。只要正确使用，就可以起到百分之百的作用。
尽管有些人认为，宣传道德，让大家禁欲，比使用避孕套更安全。但我们要实事求是，能够做到禁欲的人非常有限。为了大众的健康，还是应该多管齐下。
让大部分“小姐”使用避孕套
记者：在广东这种沿海地区，光靠宣传不一定能起到很好的效果，那该怎么办？
邵一鸣：宣传教育和干预要做，但不能把眼闭上听天由命，仅寄希望于教育对象个人觉悟，而是要对效果有监控，如进行行为监测。要监测“小姐”这个人群，在从事商业性行为时有多少是使用避孕套的，如果使用避孕套的比例是90％，就可以知道危险性很低。假如倒过来，80％不用避孕套，那就很危险了。假如这类人行为监测的结果不理想，就要加大宣传教育和干预的力度。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满足于做一些试点工作，一定要考虑覆盖面，只有让85％以上的高危人群改变高危行为才能建立起保护大众的屏障。一个地方的“小姐”短期内可能无法去掉，但是要让85％以上的“小姐”使用避孕套还是可能做到的。
给患病者一个法律的“抓手”
记者：你对艾滋病歧视怎么看？
邵一鸣：正确的防病和反对歧视的原则是防病不防人。我们针对的是传播疾病的因素和行为，不是针对病人或可能感染疾病的人。科学已证实，日常社会交往是不会传播艾滋病的，因而没有任何理由歧视艾滋病人。国务院颁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3月1日正式实施，规定了不能歧视艾滋病患者。我认为，除了条例外，如有一个实施细则出来就更好了，使反对歧视的条款具有可操作性。比如，应规定歧视艾滋病患者，不让艾滋病患者入学、就医或工作，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受什么处罚。这样，给艾滋病人一个法律的“抓手”，让他们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能判几个歧视艾滋病患者的人受到处罚的案子，反对歧视的社会风气就会起来，艾滋病人的权益就会更快得到保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