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年轻县长闫宁”、“和父亲职位无缝对接的江中咏”、“简历迟迟不公布的耒阳市副市长王卿”……一段时间以来,这些年轻干部违规选拔的报道不时地成为舆论关注焦点,违规选拔正成为继官员腐败之后的再一吏治难题,这种乱象不仅刺激着网民敏感的神经,更是严重地影响着基层干部队伍的健康发展。
“这种在选拔和晋升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严重的破坏着正常的公务员激励机制,导致好多公务员不愿意干工作,因为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官场违规选拔现象高发
原广东揭东县副县长江中咏,六年时间,实现了从普通公务员连升至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的“华丽”变身;原湖南湘潭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徐韬,五年七次换岗,工作十个月就被提拔为副科级干部,担任正科职务一年半就晋升副处级;原河北省馆陶县代县长闫宁,未满十八岁时,便以“临漳县狄邱乡干部”的名义参加工作,在2007年至2011年,完成了从党委副书记、乡长到馆陶县委副书记、代县长的跳跃……
这种短时间内快速提拔的官场现象,超出了民众的常识范畴,于是,有网民给这类现象起了一个诙谐的名字:“火箭提拔”。但在专家眼里,这种短时间快速提拔的选拔程序,远远超出了滑稽与可笑的范畴,违背了伦理和公务员制度的要求。
在竹立家看来,这种“火箭提拔”不仅违背“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选拔任用党政干部原则,而且不符合基层干部培养的现状。根据公务员制度的“凡进必考”基本要求,在招考公告中对报考者的知识水平、素质水平都有基本的要求,从整体上而言,素质差距不会太大。“所有基层公务员都应该是培养的对象,以诸如‘培养后备干部’的名义,从单位拉出几个人快速培养,会导致大多数人失去公务员工作的职业预期”,竹立家说。
这种短期内的快速提拔不仅打击着公务员的职业预期,严重的话,还对公务员激励机制造成畸形影响,虽然本身都是公务员,却被一些政策文件分为了三六九等,得势者顺流直上,连升三级,不得势者,则晋升无望。
县处级,违规违纪提拔的高发地区
在查阅相关媒体报道后,记者发现,这种常见的违规提拔多集中于向“县处级正职”和“县处级副职”提拔的过程,比如,湖南湘潭27岁的徐韬,其被提拔为副县长;县级市耒阳“80后”的王卿,其被提拔为副市长,广东揭东县27岁的江中咏,其被提拔为副县长,河北馆陶县29岁的闫宁,其被提拔为代县长……在省级以及中央一级的公务员选拔和任用过程中,很少出现此类现象。
竹立家认为,这种违规快速提拔之所以集中于县处级的领导职务层次,是有着一定的社会根源。省级以及中央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的法治水平较高,同时能够形成较高的道德自觉,而“县里面‘一把手’权力过大又没有约束,我想用谁就用谁,‘唯我独尊’、‘藐视法纪’的观念还是非常普遍。”
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中,县一级政府是最直接面向群众的一级行政区划,享有充分的人事权和财政权。在专家看来,县级政府的执政能力如何,选拨和任命干部的程序是否公开透明,直接影响着民众对执政党的印象,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
竹立家呼吁,这些发生在县级政府的违规违纪选拨和任用干部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人事制度中的违规违纪事件很容易变成群体事件的导火索,为了使权力的运行更为健康,就必须对基层不合理的用人制度进行反思。”
专家:现阶段应着重关注干部队伍晋升的稳定性
河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古江曾在接受本网记者采访时称,闫宁29岁出任县长是完全按照中央和河北换届安排进行选拔的,符合条件和程序。同样地,邯郸市委组织部针对舆论的质疑,也表示,闫宁当选代县长,也是按照换届政策以及大力选拔优秀年轻干部,优化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队伍结构的要求的结果,并不存在违规现象。
但是,在竹立家看来,现在的干部培养根本不存在年轻化的必要,“过分的强调年龄对人才队伍建设是不利的”。
起始于上个世界80年代的“干部队伍年轻化”,初衷是为了解决因历史原因造成的干部队伍青黄不接问题。在这一政策影响下,1982年至1984年夏,全国共提拔200多万名中青年干部、到1985年底,共有46万名青年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干部队伍年轻化,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对于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功不可没”,竹立家教授评价。
一份来自国家公务员局的数据显示, 35岁以下年轻公务员占到了总量的26%,队伍的文化知识、经历和年龄结构都得到很大的丰富和改善。“公务员干部队伍年龄梯次结构已经基本合理。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我们的公务员队伍年轻化的任务已经完成”,竹立家认为。
“未来一段时间,与过分的强调年龄相比,我们更要关注干部队伍晋升的稳定性,这应该是当前工作的重点”,竹立家强调。
客观晋升原则,应为人事制度最高准则
在专家的眼里,公务员和普通的来百姓一样,都有一个工作的心理预期,踏踏实实、努力工作的背后,都是希望能够在公务员队伍中能够有所发展,进而实现自己的价值。但是这种“破格”、“年轻”提拔无疑是对正常工作预期的破坏:你工作三年、人家工作十年,你考试好就能晋升,而我不能晋升,特别是一些背后有着腐败或者滥用职权嫌疑的暗箱操作更是伤害巨大。
在竹立家看来,要做到干部队伍的稳定晋升,就必须严格遵守资历晋升原则,“资历晋升的最大意义就是排除了主观因素的影响,而只受工作年限以及可量化绩效的影响。”很多国家,资历晋升被认作是公认原则:到一定资历就被提拔了,按制度来,按资历来,和领导没有什么关系。
闫宁,原河北省馆陶县代县长,被媒体成之为“最年轻县长”:未满十八岁时,闫宁便以“临漳县狄邱乡干部”的名义参加工作,在07年至2011年的四年间,完成了人生的三级跳,实现了从永年县西阳城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到馆陶县委副书记、代县长的跳跃。
这种飞跃式的晋升在竹立家看来,不仅悖于《党政领导干部选拨任用工作条例》,根据规定,提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由副职提任正职的,应当在副职岗位工作两年以上,有下级正职提任的,应该工作三年以上;更是不符合客观晋升原则的要求。
“虽然客观晋升原则并非最优选择,但却是最不容易出现官场腐败、选任腐败、最易于激励干部成长的原则”,竹立家说。除了严格遵守客观晋升之外,干部晋升程序的公开、透明也是一项基本原则。
信息公开,健全人事制度的必要补充
“一个地方的行政长官如果要为老百姓全心全意服务,你首先要让老百姓知道你是谁。你连基本的简历都不敢在网站上公布,那么这样的人、这样的部门,你让他们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可能就说不通了。”这番话直指隐藏官员简历的不公开、不公示行为。
湖南衡阳耒阳市“80后”副市长王卿,任职半年后,简历才“千呼万唤始出来”;河北馆陶县的闫宁,其简历开始被视为“机密”,不便于向外界公开,直至舆论高点才得以公示;记者于近日登陆馆陶县政府网站发现,先前触发“闫宁事件”的“领导视窗”栏目在新改版的网页上消失,记者又尝试登录了其他省的几家基层政府网站,要么没有领导人的相关简历,要么就是简单的几句职责范围介绍。
事实上,对于党政干部的公示制度,在法律法规中已有规定:《公务员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务员晋升领导职务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实行任职前公示制度和任职试用期制度”;《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也规定,实行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制度。这样一来,公示制度,朴素的伦理需求上升为法律层面上的应然。事实看来,虽然有法律法规的强制力约束,但是不少基层政府依然我行我素,无视此项规定。
“按规定就应该公示。现在我们任用国家领导人、部长,简历都要公示。地方也是一样啊。如果说不公示,这是坏规矩的”,竹立家说。
竹立家:民主化制约,迫在眉睫
结合基层权力运行的基本规律,竹立家认为,要靠基层民众的积极参与,来督促基层政府在人事制度工作的公开、透明运作。“要老百姓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它看来,这四种权力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民所具有的最基本的四个权力。
不少学者认为,基层政府最贴近老百姓,若是权力不作为、乱作为,更甚者权力坍塌,不仅对百姓的生活质量、幸福指数影响巨大,更是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和权威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更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在基层,打造一个贴近人民、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政府,打造一个能让人民满意的政府,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成功改革的关键,要持之以恒的走下去。在竹立家看来,目前到了对基层政府进行民主化制约的重要发展阶段,要让百姓积极地参与人事制度在内的公共事务,才能形成对公权力的有效监督。
“只要监管部门认真负责,严格程序规定,认真对待民众的监督、社会的监督。这种改革其实没有什么阻力。”竹立家说。 (文/见习记者 于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