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开国之初，横滨港对外开放，一位前来观察的英国记者在报告中写道;日本人非常懒惰，这么懒惰的国家，经济是不会发展的!这让日本人很气愤，因为他们一直认为自己很勤劳。为什么有这样的报道呢?恐怕是因为在此之前，日本人做事总是比较随意，按照自己的时间去做事，但是现代工厂的工作方式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好规定的工作，到点才能离开。
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改变了日本人的时间观念。“迟到”一词随之出现在近代日语中，在文明开化之风的扫荡下，日本人剪短头发、换上西服，跳起了西洋舞，建起了西式一条街，但是，整个社会长期形成的官尊民卑和重士轻商的思想基础，却非轻易能够改变。日本现代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逐渐发现，要想有根本性的突破，症结不在于是否学会了股份制的样式，而在于如何改变阻碍公司发展的社会文化。
在涩泽荣一进行实业开拓之际，另一位日本近代文明缔造者福泽谕吉也认为：“尽管西洋的东西得到了很好的介绍和接纳，但是在应用的时候，如果不把日本人的精神和需求、日本社会的历史传统、社会风气以及社会自身的特点作为根本，只是把西洋的东西借来使用是不行的。”
从福泽谕吉和涩泽荣一开始，日本的公司有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在追求金钱的同时，如果失去了人心、精神和和谐就很危险了。
20世纪30年代，一代新的企业家继承了沼泽荣一的精神衣钵。其中松下幸之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认为，公司放在第一位的目标，不是股东利益，而是回报社会和国家。松下提出的这种使命感，和松下幸之提出的公益即私利的观点一脉相承，内里充满了东方文化的家国气质。
献身国家，忠诚、勇气和自我牺牲。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被融入现代企业，公司因此呈现出独特的日本面孔。美国学者傅高义认为，在日本对应当为集体利益携手合作的认同，仍然保留在所有的公司之中。员工喜欢以公司的名字为自己命名，称自己为松下人，丰田人等等，他们将这种强烈的归属称为“忠”，公司对日本人来说就像是一个更大的家。员工需要这个家，社会文化需要这个家，这是对人类千年传承的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种延续。经营者则扮演着家长的角色，努力让家庭保持和睦、团结和秩序，让家庭成员分享幸福。
道义、情感、人际关系，还有信任感、亲密性，这些维系人类社会数千年生存的基本要素都可以转化成生产力，日本公司向世界传递出一种新的信息。与人类精神情感相关联的种种要素大踏步的走进世界各地的公司，占领的每一个办公室的、每一条生产线、体现在每一种产品和服务、每一句宣传词和广告语中。 松下幸之助也影响了很多企业家，其中一位就是京瓷公司的创始人稻盛和夫。稻盛和夫在经营公司的过程中，认为应该把爱人、珍惜每个员工作为经营公司的一个目的，把实现所有员工物质和精神的幸福作为公司的核心理念。
在激烈的竞争中，究竟怎样才能维系企业的存在?稻盛和夫的结论是：人心比什么都重要!他说，人们常说人心易变，我却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再没有比人心更强有力的东西了。为此，他把敬天爱人确立为社训。儒家文化对待世界的态度与现代市场的竞争机制结合在一起，指引着稻盛和夫先后创建了两家世界五百强公司。
作为上个世纪最成功的学习者和追赶者，日本完成了文化的嫁接、融合、新生，日本公司也从公司文化的自觉践行者变成输出者，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克莱蒙特大学德鲁克管理学院院长艾拉·杰克逊认为，日本公司首先关注人，他们认为管理要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数量为本，或者以利润为本，他们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创新力，他们倾听顾客的声音，不断考量自己的价值是否有利于股东、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
日本公司的文化历史传承对我们青岛亨达股份企业文化的启示是：国学为“道”，西学为“术”。要以中华五千年古圣先贤、特别是儒家学说为做人的灵魂;兼学西方近代企业管理做事的“术”，其中重要的是消化吸收的过程，否则消化不良，就要“拉肚子”，或者成为“邯郸学步”的笑柄。我们亨达在国学为“道”，西学为“术”的原则下，我们的“家文化”就是要把员工当家人、视员工为主人、助员工成能人、塑员工做贤人，这是我们企业践行中华传统文化的目标。
历史再一次表明，惟有更具原创力的文化基因，公司才能长久地支撑起经济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