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是中国最著名的高校清华大学；
一方是西南某省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企业。
“我们没想到自己‘被侵权’了。”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教授朴英委员不会想到，“这场官司要打上两年，而且我们两次败诉。”
“地方保护主义表现得很明显。”回想往事时朴英委员不住感慨，“为了这场官司，我们一共花了120多万。”不过，她还是很自豪：“从基层法院到最高人民法院，从两审败诉到最后胜诉。最终我们赢了。”
“尽管只获赔了30万元，但学校和教师们还是觉得非常值。”表面上一桩“赔本官司”，朴英委员却看到了维权的意义。
朴英委员提到的官司发生在2007年。
“学院不经意间发现，西南某省一家企业，几项传热方面的技术盗用了我们的专利。”
这让学院的教授们非常生气，他们行动起来，一纸诉状把这家企业告上法庭。
那时，她不会想到，这一告就是两年。
在这个过程中，教授们感觉，侵权之后“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子若隐若现。
审判结果很诡异，尽管事实很清楚，但是清华大学两次败诉。
“侵权容易成本低，维权困难成本高；侵权没关系，就怕当地没关系。”朴英委员说了这样一句流行语。在她看来，这正是异地维权难获公平的重要原因。
这样的结果让教授们愤怒了。2009年，学校决定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
这时事情出现了戏剧化的一幕——当地政府的知识产权部门到清华大学“上门求情”。
“无非是说那家企业在一个小县城，当地经济不发达，请求我们不要再坚持，放他们一马。”
朴英说起那时的情景——学校的管理者和科研工作者，内心充满了矛盾。
“如果放弃上诉，是不是就告诉大家，侵犯知识产权对自己没什么伤害？如果偏远地区可以随便侵权的话，发达地区是不是也可以？”一连串问号之后，朴英委员理清了思路。
最后，学校各方面达成共识，提出了申诉。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后，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清华大学享有该项技术的专利所有权，并且获得了30万元的赔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