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某公司一位副总经理曾因为心梗住院，接受了支架治疗手术，先后被放进7个支架，花了十几万元。这个“过度医疗”典型恶例再次引起公众反思(2月20日《南方都市报》)。
医生批发支架，能赚多少钱？据了解，国产支架出厂价一般为3000元，卖到医院价格涨到1.2万元，进口支架到岸价6000元，用在病人身上就上涨到近2万元。齐鲁医院医生坦言，“每个支架医生能拿到10%至15%的回扣”。这意味着，每给病人放一个进口支架，医生至少能拿到2000元，那么，这个放7个支架的医生光回扣就能拿1.4万元。这不是抢钱吗？
在新闻中，“一个病人放7个支架”是作为一个事例叙述的。我们觉得，必须好好解剖这个典型，从而让我们看到医改究竟要抓什么。这个反面典型，起码有这样三点警示意义：
一是，医改资金监管的重点是官员。对于医改资金的监管，我们的制度总是针对广大参保者，这当然不错，但是，监管的重点应该是官员，权力越大越要加强监管。这位心脏病住院花去十几万，像这种高费用，不要说享受医保的工人，就是公费医疗的普通公务员也不能报销，必须是手握权力的官员。因此，废除官员医疗特权应该是医改的一个重点。
二是，治理过度医疗不能顾此失彼。提起过度医疗，我们就知道滥用抗生素，医生大处方，于是治理的办法是围绕用药做文章，一些地方卫生主管部门甚至出台规定，考核医疗机构药品收入占业务收入比重。现在看来，“过度医疗”包括两方面，不仅有个“过度用药”问题，还有个“过度检查”问题，医院授意医生多开大型设备检查，如核磁共振、CT等等。结果，大型设备检查费用上去了，药品收入占比也就下降了，按下葫芦冒起瓢。因此，对“过度医疗”的监管不能顾此失彼，此消彼长。
三是，医院管理是医改永恒的主题。现在把许多问题都归结为体制，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应当看到，体制问题并不是全部，不能用体制问题掩盖其他问题。而且，体制问题也不能一劳永逸，旧的问题解决了，还会产生新的问题，因此，医院管理是一项基础性工程。就以一个病人放7个支架为例，这是不能把责任推在“以药养医”的体制之上的，而是暴露了医院管理混乱和医生道德沦丧的大问题。犹如一个小偷，他把偷盗归结为自己经济困难，现在更是在偷盗时杀人了，难道还能认为是经济困难造成的？
不能轻易放过这个反面典型，这是一个把医改推进下去的好机会，请山东省、济南市的卫生主管部门把这个典型好好查一查，依法依规严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