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某受邀为朋友新开张的公司燃放烟花，不幸被劣质烟花炸瞎左眼。为此，他起诉向销售商和生产商索赔。上海市闵行区法院经审理，作出销售商张某承担全责，赔偿39万余元，业主洪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一审判决。判决后，邓某和张某均不服提起上诉，日前被上海市一中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面对索赔被告推诿责任
30 岁的安徽男子邓某在上海打工。2009年10月24日晚，逢朋友在闵行区都会路上的新公司开张喜典，应邀前来帮忙打杂。他在某经营部购得独立包装的4个 “百花齐放”烟花后，点燃其中1个有“10”字样的烟花引线，不料却发生了预料不到的严重后果。瞬间，烟花中窜出的猛烈火花击中了他的脸部。邓某双手捂脸，倒地不起。经治疗，左眼被摘除，安装了义眼。司法鉴定评定为七级伤残。
经事后了解，肇事烟花应由10个相似的烟花组成，编号为1至10。说明书只放在第1号内。说明书强调，1至10烟花按编号依序连接引信后才能燃放。肇事烟花为10号，引信最短、引燃时间也最短。邓某认为，销售商应该知道“百花齐放”的燃放方式，却为了便于出售将本应该一套出售的烟花分开出售，并且不告知消费者燃放方式，致使自己在点燃10号烟花后，避让不及，遭受伤害。因此，销售方应当担责。生产商没有在套装烟花的每个烟花内放置说明书，没有履行新型高危产品的合理告知义务，产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也应承担赔偿责任。为此，他将前卫经营部的实际经营者张某、业主洪某和某礼花厂诉至法庭，要求获赔各类损失46万余元。
但三被告均不愿承担责任。洪某称，自己虽是业主，但已经将经营部承包给张某，且对张某经营烟花爆竹的行为不知情。张某却称，致使邓某受伤的“百花齐放”烟花从未销售过，且在同一条商业街上也有别人卖烟花爆竹。某礼花厂辩称，从未向某经营部供应过任何型号的烟花产品，邓某购得的“百花齐放”系假冒产品，并非某礼花厂生产。
详细调查厘清来龙去脉
为确定责任方，主审法官将案情一一梳理。查明在事发那天，由于烟花不够，开张公司员工胡某让邓某再去购置烟花。邓某在某经营部购得“百花齐放”后，由于钱款不够，赊账1000元，并将身份证抵押。某经营部开具了发票。
邓某家属为取得证据，再到某经营部购买“百花齐放”，获取了发票2份。同年11月6日，胡某及邓某的委托代理人带好录音机归还了欠款，并要回了身份证。某经营部员工江某写下“账已结清，身份证已归还“的收条。录音反映，当天店员江某与其妻子在场，并对欠账购鞭炮用于开张公司喜典予以确认。去年7月，邓某及其家属两次至某经营部购买香烟与鞭炮，获得发票2张，同时获得江某名片。去年7月27日，邓某方带上录音机又至前某营部购得鞭炮，获发票2张。录音反映，店员称老板是洪某。对名字为江某的名片一问，店员却含糊其辞。由于双方当天发生了争执，公安机关处警时制作了数份询问笔录。
在对某礼花厂的的调查过程中，浏阳市工商局称，近几年来，该礼花厂多次反映在上海等地发现假冒某牌烟花产品的情况，要求查处。经查情况属实。浏阳市荷花街道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站和管理局出具证明表示，礼花厂未生产过和销售过如附照片所示的“百花齐放”烟花产品。
另查明，某经营部登记经营者为洪某，洪某取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后就将店铺承包给张某，张某使用洪某的营业执照实际经营该店。之后，张某持洪芳提供的营业执照等文件办理了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
认真分析确认销售责任
主审法官经过对案情的一再梳理，确认销售商将10个一组的组装产品拆零出售，而10号烟花的封闭引信线中间又接出一根较短的点火引线，足以使燃放者认为点燃该引线亦可以安全燃放。故销售者没有成套出售，使产品存在缺陷，应当担责。
那么，某经营部是不是销售商呢?主审法官根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和录音发现，江某名片上的联系电话与地址与某经营部完全一致，因此可以认定其是某经营部原工作人员。虽张某矢口否认江某此人的存在，但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录音资料还显示，邓某方交谈的相对人叫江某。江某对邓某购买烟花欠款，抵押身份证和烟花用在喜典上等事实进行了叙述，并在江某归还身份证后，还写下收条。另外，发票上所示时间、连号情况、出票印章和经手人也从另一角度让人确信，邓某所购得的4个“百花齐放”来源于前卫经营部。
综上，张某作为某经营部的实际经营者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洪某是美达经营部登记的业主，其虽不实际经营，但其以签订承包合同的方式将其名下营业执照出借张顺，故其应对赔偿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洪某辩称不知张某办理了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也不知其销售烟花的意见，与张某的陈述相悖，不予采信。
对于肇事烟花包装上印有生产商为某礼花厂一节，某礼花厂已能提供相关部门的证明排除了自身责任。在此情况下，邓某仅提供部分某礼花厂生产的烟花的负面新闻报道，并未能进一步举证肇事烟花的生产者，故其要求某礼花厂承担相应责任的意见，难以采信。
据此，法院作出了上述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