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分钟，足球比赛中的一个半场，4名曾经叱咤中国足坛的裁判员黯然谢幕——此前他们曾是“金哨”、“名哨”，如今他们被称为“四大黑哨”。
2月16日上午，中国足坛反赌扫黑系列案件迎来一审公开宣判。陆俊、黄俊杰、周伟新、万大雪4名前足球裁判被判刑。
两天后，同样卷入这一波反赌扫黑风暴的中国足协原副主席杨一民、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原主任张建强等人，将在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聆听法律的判决。
这波始于2009年、轰动全国的足坛反腐打黑风暴，对于中国足坛的“赌假黑”，究竟意味着结束，还是开始？
任重道远
“藏污纳垢”长达十几年
当记者将这个问题抛给著名体育评论员、《中国足球窝案》一书作者郝洪军时，他的回答异常肯定：“仅仅是个开始。”
2009年，郝洪军曾在博客上曝出大量相关赌球的证据线索，后来又写出多本揭露足坛黑幕的著作，引起广泛关注。他对自己所了解的中国足坛，一言以蔽之：“大家都知道，始终处于一种藏污纳垢的状态。”
这正是郝洪军作出“是个开始”的依据所在。“这个现状决定了，如果我们把它当成结束的话，那就意味着三五年之后，又一个陆俊，又一个南勇，还会出现。”
“你要说是清官的话，都犯罪了，肯定不是清官；你要说是庸官，在别的岗位上，我都做得很好。”最近一次面对媒体镜头，头发白了大半的中国足协原副主席谢亚龙，身穿看守所的黄色马甲，平静地和采访他的记者辩解，自己并不是一个贪官、庸官。
谢亚龙的另一层意思在于：“大环境变化了，我本人也变化了，慢慢地变得麻木，把这种犯罪行为看成人情交往，如果不拿钱就驳了人家面子，到了犯罪自己都还不是很清楚的这种地步。”
另外的多名被告人在法庭陈述中也都提到，一开始即便有的人是怀着一颗对足球赤诚的心进入这个圈子，但圈子里所有的地方都有所谓的潜规则，所谓的黑恶现象，进去的人不由得变成了这个样子，如果不这样就不会被这个圈子所容。
之所以这样，有谢亚龙所说的“个人原则底线丧失”，但更大的成分在于，“过去十几年间中国足球确实缺乏监管，大家都在做职业足球，有非常多的现金流动，但是没有相关的条文能够监管他们”。
“所以，一切都才刚刚开始。”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法学专家张笑世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如果没有一个机构，或者相应的措施来约束权力的话，腐败不会就此终结。”
足坛体改
仅靠司法介入远远不够
在2011年12月19日，反赌案庭审开始的第一天，中国足协发表官方声明，表示要“以案为鉴，汲取教训，并以此为契机，清除滋生腐败的温床，构建反腐倡廉的长效机制，为振兴中国足球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这同时也是所有人的期望。“由司法机关发起的这次反赌风暴，对中国足坛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震慑。但是中国足球的健康发展，光靠司法介入是不够的。我们寄希望于这样一场运动能够触动中国足球体制的改革。”郝洪军说。
本轮足坛反赌从2009年起酝酿至今，已经发酵成一场足球体制弊病的大起底。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副主任徐家力坦陈：“中国足球走到今天这种地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行业监管缺位乏力。”
徐家力在此前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坦言，中国足球沦落至此，最为重要的是体制问题。这种滞后尤其在管理体制方面，不愿与时俱进地转换行政管理的职能，实行与之相适应的法制化、制度化和民主化的真正的协会制管理，而是坚持以行政意识、政绩功利和强制手段实施行政管理。
外部监督
立法司法尚需进一步完善
在张笑世看来，要改变中国足球现状，最关键的就是有体制的监督、体系的监督。如果司法等外围监督机制真正建立起来了，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其危害性和复杂性认识不够，立法投入不足，实践中主要是运用行业管理措施和行政处罚措施进行规制，很少运用刑罚手段，司法机关介入渠道不畅。”在一场主题为“足坛‘假赌黑’如何以法治理”的研讨会上，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郑青一口气提出了几个方面的缺陷：“一是法律规定比较模糊，没有直接适用的刑法规定，赌博罪、受贿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等罪名能否适用于规制假球、赌球行为，还有不少值得探讨的问题；二是刑罚处罚比较轻，对赌博罪适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相对于危害巨大的赌球行为而言过轻；三是存在立法空白点，对操纵比赛的行为刑法未作出规定；四是对网络赌博涉及的电子证据规则规定不明确，缺乏相关解释。”
司法方面，张笑世补充提出：“在中国足球扫赌打黑过程中，存在不好取证的说法。足协说自己不是司法机关，无法取证。所以我们还要完善相关规定，考虑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时候由体育界自己解决，在什么时候由司法介入。”
“体育项目市场化、职业化，各项赛事应该就是市场经济行为，这就需要法制保障。但是，现在除了原则性很强的体育法，其配套法规几乎没有，导致在管理上面出现真空地带。”张笑世认为，当前，除了尽快对体育法进行修改外，还应加强配套立法工作，建立起完善的体育法律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