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组织原则一个面子，送民意一个顺水人情，给当事人一个交代，何乐而不为?
5月27日，廉江国土局副局长何耘韬被控玩忽职守案撤诉(5月28日《云南信息报》)。因为“微博救父”在网上“走红”，或许有人会放鞭炮、举酒杯，庆贺“网络问政”的胜利。但其实不然，这只不过是又一个权力裹挟“民意”、罔顾法律，影响司法公正的恶例。
何耘韬因何被控玩忽职守?执行上级违法命令，签发土地证明，让开发商“暂付40%”土地出让金而获得土地使用证。何耘韬的行为应属“阵前卖关”!尽管签证前，他也曾反对，但最终还是遵从违法命令，非法签发了那本不该签发的土地使用证;获证方欠缴110万土地出让金，最终不得不对簿公堂，借助法律追缴欠款。两个事实不容质疑，根据公务员法和刑法相关规定，控其玩忽职守罪并无不当，但此案却一波三折，演绎出许多故事。
先是政府发函“求情”不管用;再是二审前的5月16日，何耘韬读高三的女儿发微博，讲述父亲的“遭遇”而被称为“微博救父”。众多网友关注的虽是何耘韬案本身，但“微博救父”的精彩堪比“二十四孝”，博得了许多网友的同情和赞誉，使这个原本简单的案件演变成一桩公案。“网络问政”虽携“民意”而来，但按常理是没有多大能量的，而在本案中，它却不失为左右案件定性的最大变量：5月24日，二审法院以“部分事实不清”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5月27日，检方以“本案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提请撤诉。
尽管何耘韬表示“要为自己留条后路”，对是否申请国家赔偿持保留意见，身为广东省人大代表的朱列玉律师则认为“检察院撤诉和法院判决无罪的效果是一样的，应声申国家赔偿”。而作为公诉方的廉江市检察院检察长张明却意尤未尽，回答记者提问时扔下了两句令人回味的话：何耘韬是否无罪?“撤案并不代表无罪”;此案是否办错了?“是不是错案由上级来定”。
这似乎有所暗指。
其实，这也无需暗指：发回重审也好，直接撤诉也罢，不外乎就坡下驴，送“网络问政”一个顺水人情。于法，何耘韬的行为确实有违刑律，应当问罪;于纪律、于组织原则，何耘韬又只是一个听由上级领导提拎的皮影：表明反对意见体现了“民主”，执行上级命令体现了“集中”，何错之有?后来之所以出现“政府发函‘说情’”这一章节，缘由大概如此，但若无此章节，故事就难看了许多，官方也容易背上卸磨杀驴、找替罪羊的嫌疑。只不过，它完整地展示了法律与纪律、组织原则狭路相逢时的尴尬。
中国官场行为，由法律、道德，组织纪律、原则共同规范。两套规则多数情况下是并轨前行的，但也有冲撞的时候：去年7月20日，陕西国土厅就曾替投资商出头，发红头文件否定了省市两级法院的判决。这种正面交锋不多，是无“第三方力量”介入的结果。而在何耘韬案中，“微博救父”出现在一个恰到好处的时间段，正好充当了“第三方力量”：民意。给组织原则一个面子，送民意一个顺水人情，给当事人一个交代，何乐而不为?
这一结果似乎皆大欢喜：“皮影局长”免罚，任意提拎皮影的人也无诫勉之忧。只是整个过程中，民意并非真正受到了尊重，相反成了法律与纪律相互搭梯下台的工具，成了干扰司法公正的“替罪羊”;并且，案件处理的整个过程，又成了另一台皮影戏。张检察长“是不是错案由上级来定”，就是其潜台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