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长在给记者讲述他的疑点。邢云/摄
刘心长。邢云/摄
中国网9月14日报道 “挌虎“，格斗老虎，那么曹操有没有格斗过老虎？刘心长说，如果曹操格斗过老虎，历史文献应当有记载。《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记载，曹操“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尝于南皮一日射雉获六十三头”。曹操一天射63只野鸡还在历史文献中有记载，如果与兽中之王的老虎格斗有收获，更应该在历史文献中有记载。 “躬禽”是亲手擒获。“姿貌短小”的曹操，就是力气再大，也不可能擒获一只猛虎。所以，“猛兽”不应是老虎。同时，曹操居住的邺城及其周边地区，历史文献中也没有发现老虎行踪。
据刘心长考证，《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曹丕《典略·自序》记述：“与子丹猎于邺西，终日手获獐鹿九，雉兔三十。”在邺城以西大约只有一些獐鹿雉兔，并没有老虎出没。好几块石牌铭文刻有“常所用挌虎大戟”、“常所用挌虎大刀”、“常所用挌虎短矛”，看来曹操是经常与老虎格斗的，这恐怕与历史事实不符。
刘心长说，曹操青年时用过“手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记载，曹操早年行刺张让，被发觉，“乃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曹操晚年位极人臣，随身应带佩剑，这既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又可防身自卫。《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汉献帝“命公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这些大戟、大刀、短矛放在曹操墓中，与曹操的身份、地位不协调，也不相称。特别是曹操遗令在他的墓中不准埋“金珥珠玉铜铁之物”，所以，曹操墓中不会有这些钢铁武器。
曹操打猎多在邺城附近
曹操兴趣广泛，爱好很多，打猎是其中一种。曹操的出猎活动应是在攻下邺城后，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经济条件也有所好转的情况下进行的。曹操在邺城的最大的一次出猎活动在历史文献上却留下了记载。《古文苑》七章樵注引挚虞《文章流别论》说：“建安中，魏文帝从武帝出猎，赋，命陈琳、王粲、应玚、刘桢并作。琳为《武猎》，粲为《羽猎》，玚为《西狩》，桢为《大阅》。凡此各有所长，粲其最也。”
这次曹操在邺城的出猎，规模很大，参加的人也很多。曹丕跟随曹操参加了这次出猎活动，写了一篇《校猎赋》，还让建安七子中的陈琳、王粲、应玚、刘桢一起写。这些赋的描写对考察曹操出猎活动的环境、地域、所带武器、收获猎物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曹丕赋名“校猎”，“校”，是指用栏遮止禽兽而猎取，所以曹操这次出猎是事先圈围了一块地方进行围猎。实际上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此赋有“讲武”二字，刘心长认为，这里的“讲武”应指现在邺城以西的磁县讲武城这个地方。
刘心长说，应玚《西狩赋》中说：“于是魏公乃乘雕骆，驷飞黄，拥箫征，建九斿。按辔清途，飒沓风翔。”赋中也没有提到曹操拿着大戟、大刀、短矛，而是曹操作为丞相、魏公，对出猎军队进行检阅，赋中有大量铺陈描写，但是没有老虎，最凶猛的猎物是“封豨”，豨即野猪，其他只是鹿和飞鸟之类。
特别是曹丕在《校猎赋》中说在出猎结束的路上“望铜雀而增举”。可见这一带可以清楚地望见邺城的铜雀台。曹操在《遗令》中说：“汝等时时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这不是曹操墓田区与铜雀台的方位很有说服力的相互参证吗？
“挌虎”武器及石牌不可能葬入曹操墓
历史文献没有关于曹操“挌虎”的记载，曹操也不可能有与老虎格斗的行为，但据刘心长考证，曹丕却是有过“捕虎”活动的，并且因为这种行为还受到司空、乐平乡侯王朗的尖锐批评。
“夫帝王之居，外则饰周卫，内则重禁门，将行则设兵而后出幄，称警跸而后践墀，张弧而后登舆，清道而后奉引，遮列而后转毂，静室而后息驾，皆所以显至尊，务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车驾出临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违警跸之常法，非万乘之至慎也。”(《三国志·魏书·王朗传》)可见，王朗的批评相当严厉，指出曹丕的这种行为不符合帝王“显至尊，务戒慎，垂法教”的行动规范，是“违警跸之常，非万乘之至慎”的极为不负责的行为。
也由此可判定，曹操下葬的时候，王朗在邺城正担任奉常、大理一级的高官，他以及与他有相同看法的文臣武将会同意把这种并不能“显尊”曹操身份而只能损抑曹操形象的“常所用挌虎大戟”等“挌虎”武器及石牌葬入曹操墓中吗？
此外，王朗的儿子王肃也是曹魏时期的重臣，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他曾写过《格虎赋》。秦末孔鲋的《孔丛子》后附有西汉孔臧写的一篇《谏格虎赋》，清朝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载了这篇赋。赋中以犀利的语言指出：“今君荒于游猎，莫恤国政。驱民入山林，格虎于其廷……国乱民散，君谁与处？以此为至乐，所未闻也。”王朗父子同声劝戒“捕虎”、“格虎”，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曾遭到大臣坚决反对，又为舆论所强烈非议的“格虎”武器，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埋到曹操墓中的。
石牌“挌虎”铭文必定为假
据刘心长考证，三国时期的捕虎游猎是“射虎”而不是“挌虎”。在三国魏主曹操、蜀主刘备、吴主孙权三人中，刘备爱好织履编草鞋，曹操喜爱打猎，当然这只是曹操诸多爱好中的一项，但未见曹操有猎虎的记载，而孙权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打虎英雄，不过孙权猎虎是射猎。《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即曹操去世的前两年，“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于庱亭。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虎却废，常从张世击以戈，获之。”这是孙权射虎并擒获一只猛虎的真实记载。
刘心长认为，如果曹操格杀或擒获一只猛虎，《三国志·魏书》是一定会有记载的。宋朝苏轼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词中说：“亲射虎，看孙郎。”可见孙权的“射虎”在三国猎虎活动中是有代表性的。但孙权曾遭张昭极力劝戒。这些弓箭和双戟，并不是圣明人君的象征，而是群臣和社会舆论所强烈反对的器物。
“试想，用与曹操同时代东吴张昭的话来判认安阳大墓中的石牌，会是真的吗？再试想，用曹操身边的重臣王朗劝戒曹丕的话来判认安阳大墓中的石牌，会是真的吗？”刘心长如是发问。
此外，曹操集团中确有一位射虎的少年英雄，这就是夏侯渊的儿子夏侯称。《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裴松之注引《世语》记载：“(称)年十六，渊与之田，见奔虎，称驱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名闻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
夏侯称射虎的地方，应在他父亲常年驻守的长安、汉中一带而不在邺城。因为从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到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夏侯渊被刘备所攻杀的6年间，曹操一直派夏侯渊镇守长安、汉中，没有在邺城。刘心长说，夏侯称射虎记载不免让人生疑，象这样一位射虎少年的行为尚有记载，如果曹操“挌虎”，而史书却并无记载，这件事会在历史上真实存在吗？因此就是理由提出质疑，石牌上的“挌虎”铭文会是真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