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花胡同31号院，一个女孩与她的小狗。在事关这院子的一场官司中，房东和租户均承受着折磨。本报记者张沫摄
3月31日，于女士走进东城区翠花胡同31号院，讨要自家的一间半“标准租私房”。这是她爷爷、抗日名将于学忠留下的房产。1988年至今的22年中，她父亲一次次来到这里，却始终未能如愿。
“标准租私房”是个特有的历史词语，意指“文革”期间被没收的私房，在落实政策时，由国家规定房租并带着租户发还原私房房主的私有房屋。
在房价高涨的背景下，这些标准租私房的房东和房客们，均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折磨。
讨房
3月31日上午10时，走进翠花胡同，于女士说：“我记得原来没这么窄啊!”
于女士的爷爷是国民党抗日名将于学忠，曾任平津卫戍司令、冀甘鲁三省主席。可凸显其历史地位的一个史料是：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重庆前，召集东北军将领开会，将东北军的指挥权全权委托给了于学忠。
翠花胡同31号院，共26间半房子。1933年，于学忠买下这套二进四合院。1950年，受周恩来邀请，隐居重庆的于学忠来到北京，和家人一同生活在这里，直到1964年过世。1966年，红卫兵进驻这个大院。不久，前院的三间正房和东西厢房的一部分，在房管所的安排下，分给了梁、申、刘、张等几户居住条件困难的普通居民。
于女士生于1968年。在其儿时的记忆中，翠花胡同很宽，31号院子也很大，里面有假山、花圃和鱼池。如今，原本宽敞的四合院已局促破败，院中矗立着几间自建房，仅余几条狭窄的过道供人通行。
拐进西厢房，敲门后，走出一位年迈的老人，这是于女士要找的租客申荣庆。几番比划后，发现对方因耳聋实在难以沟通，她只好苦笑着离开。
10时20分，于女士来到东城区房管局租赁科。说完来意后，一位女工作人员笑着说：“咋办？再等等吧。”于女士跟着苦笑，等了22年了！
10时50分，她来到北京市私房政策落实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说：“他们分房了没有？分了，好，起诉他们!”于女士说：“起诉过，但他们不具备腾房条件，法院能把他们赶到大街上吗？”
这似乎是过去22年内每一次讨房行动的缩影。
官司
1988年，北京市开始落实私房，于学忠的后人们讨回了翠花胡同31号院的产权，条件是，产权必须带着申、梁、刘、张四户租户返还。在北京的房屋管理制度上，这被称为“标准租私房”。意思是：“落实政策的私房房主，按照国家规定的租赁标准，将自己名下的房屋租赁给此前承租该房的房客。”
这是一个兼顾房主、房客利益的解决方案。后来的房地产研究者将此视为“妥协”之举——在房屋稀缺的上世纪80年代，这种制度在法律上明确了原私房主的所有权，同时肯定了租户的居住权利。但在此后的现实运作中，这形成了一个尴尬的局面——“一方拿着不算数的房产本，另一方住着不踏实的房子”。
刘、张两家的单位尚好，其所在单位先后给他们解决了住房，并搬离了这个小院。申、梁两家则情况不同。申家所在单位曾分配给其一套房屋，但因子女较多，其始终拒绝腾房；梁家子女多为下岗工人，单位也无力解决。
从1988年起，迄今已22年，于家的讨房代理人换了三拨：起先是于女士的父亲，后来是外甥，今年换成了于女士。
每一次，于女士拿着标准租私房的文件上门，对方都很客气地回答：“您就别拿出来了，我都背脑子里了。”
从1998年起，于家试图通过诉讼来解决问题。于家很慎重，花钱找了政法大学的两位老师，申家只有女婿巩先生一个人出场。
为遏制“房东”与“房客”之间的冲突，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之前曾推出了一个审判原则——房主若要求收回房屋，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一个：1.举出房客有其他住处可以搬入的证据；2.为房客找房住。
于家请来的律师找到了申、梁两家有分房的证据，但法院认为不具备腾房条件，于家输了官司。
2005年，于女士的叔叔将梁家告上法院。12月判决下达，根据2001年北京市委新出台的37号文件，承租并居住在于家28.20平方米住房的梁家10口人应腾退房屋，并领取23万余元搬出补偿费。23万元的补偿标准，由东城区标准租私房腾退工作督察办公室按照相关文件算出。
时至今日，这一判决还未获执行。“4户10口人，23万元够干什么？”梁女士称。拿到判决时，她说了句气话：“我们家几个人都在这站着，哪一个都不是影子。你帮我安排一下。实在不行，你挖个坑把我们埋了，这最省心。”
僵局
不管有过怎样的纠葛，这些标准租私房的房东和房客之间，并不认为对方是“太坏的人”。
梁先生和于女士的叔叔打官司时，出庭双方是小时候的玩伴。开庭前，双方互相点了根烟，扯了几句。“法官看到觉得很奇怪，说你们关系还不错，那打啥官司啊。”
申家女婿巩先生对于家的人印象也不错。“老先生很有修养。不常来，说话也很客气，从没红过脸。”
争斗，其实在暗地里。目前坚守在31号院的申、梁两家人中，多为40、50人员。巩先生说：“我收入不足1000元，妻子退休收入1500元，把我们的钱全搁在房子上，一年也买不了一平米。腾房天经地义，但我怎么办？”
早期，按相关规定，标准租私房的租金比公房租赁标准“略高”。2001年后，该租金逐渐放开。无论最初的几毛钱到最近的30多元，于家坚持不收房租。一是，收租金意味着承认租赁关系；二是，收到的那几个租金，还不够修房的钱。
于女士感叹道：“说白了，我们这些标准租私房主的房产证，连一张白纸都不如！”
房客们也承受着日益严重的折磨。梁先生说：“公租房，政府后来给修建了厕所。我们这些私租房，政府不管。这个院上厕所，只能跑到中国美术馆附近的公共厕所，至少二三百米远。要是赶上拉肚子，就别提了。”
与“不方便”相比，更重要的是老房子的安全维修问题。申荣庆的女婿巩先生说：“每下一场雨，东华门房管所的工作人员都来看一趟，看我们是不是被压在房底下了。公房国家修，私房国家不管，待私房主签字认账才能修。拖了好几年，于家始终不签字。”
等待
2009年10月，于女士的父母将原有石景山区那套37平米的老房子卖出。老房在五楼，70多岁的老人上下很辛苦。
手持近50万元老房款，于女士打算在自己居住地附近（南三环外）给父母买套小房子。10月份，70多平米的一居报价116万，一来嫌贵，二来觉得朝向不好，当时没拿定主意；她出差一个月后回来，这种房子到了130万，还没过两天就卖了出去；这几天报价，据说到了150万。
短短几个月，房价从116万涨到了150万，于女士心里“很难接受”。尤其令她郁闷的是，报价140多万的房子，要求她带定金直接去定房子。“买白菜还让挑呢，100多万，看都不让看？”于女士说。
除了担心手中的房款追赶不上高涨的房价外，还有另外一个麻烦迫在眉睫——老房子卖了，按照一个地址只能落一户人家的户籍管理规定，老人的户口必须给人腾地。
想到这里，于女士有些黯然。她说，去年5月，重庆于学忠纪念馆开幕，他们这些于氏后人都参加了开馆仪式。“爷爷在东北、重庆和山东都有房子，全部捐给了国家。过去的22年间，我们从没有提过爷爷的名字办过这件事。”她说，即使是现在，她也并不想这样。
无独有偶，2005年，老舍的四个子女也将承租自己私房的房客告上法院，有媒体做了大幅报道，但此后再无下文。记者昨晚致电老舍之子舒乙获悉，此案已胜诉，但对方拒绝腾房，双方仍在僵持中。
翠花胡同31号院内，申、梁两家已不关心房价。梁先生的小闺女爬上了在平房半中腰搭建的小阁楼背课文；隔壁，申荣庆在首都经贸大学读书的孙子回了家，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在这两个地方，他们已分别睡了10年和22年。
2004年，北京市大力推进标准租私房腾退工作，媒体报道称，截至当年年底，完成了约95%的腾退任务，并宣布已“基本解决”标准租私房问题。
翠花胡同31号院，是上述数字的例外。该院的最新处置信息难以获得。4月2日，记者致电专管该院的东华门房管所工作人员孙娟。孙称，此事很敏感，不能介绍任何情况。
接待于女士时，东城区房管局工作人员曾经透露，北京市政府计划腾退最后的这批标准租私房。方案是，市财政出一些，区财政出一些，单位实在不出的，可由市财政先行垫付。“但目前只是有这么个意向，具体政策什么时候下来，谁也不知道。说快，也许明天；说慢，也许还得20年。”
本报记者王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