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刘月红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
杨宽生生前工作照。来源：广州日报
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1月7日报道：去年11月26日，湖南武冈市常务副市长杨宽生的尸体在该市武装部生活区内被发现，当地警方在事发2天内做出死亡结论和验尸报告称杨宽生系自杀身亡。杨宽生的妻子和朋友则坚持认为杨是被他人所杀，通过现场调查和奔走求助广州北京等地法学专家后，家属发现官方结论疑点太多，已于上周一在中国政法大学腾彪律师帮助下向公安部申请重新调查死因，目前还未得到公安部回复。
和妻子最后通话称邵阳市高官要加害
杨宽生的妻子刘月红1月5日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透漏一条最新线索。
事发前一天11月25日晚上，她接到丈夫死前打给她的最后一个电话。“他说有2个人要害他，其中一个是邵阳市政法委书记鞠小阳，还说我们夫妻二人的手机都已被监听，所以不便再说什么。他和我约好第二天在邵阳见面时再具体谈，没想到这竟成了我们最后一次通话。”但刘月红表示不便透漏杨宽生在电话中提到的另一个要害他的人的姓名。
她还透漏，杨宽生死因调查专案组组长就是鞠小阳，这也是自己不相信当地警方得出的“自杀”结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现在很无助，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因为不敢回家，不知道今年春节该怎么过。”
由于为丈夫的意外死亡四处奔走，身为邵阳市中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的刘月红已1个月没有上班了。12月30日刘到重庆江北区法院门口当街下跪向媒体喊冤，此前的12月20日她也曾到广州求助媒体，1月4日又来到北京约见媒体。
和刘月红一起奔走的还有杨宽生的姐夫吕开化、以及杨宽生的学生罗茜，三人在全国奔走的目的是希望杨宽生死亡案能得到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重视，重启调查。
“我对湖南省、邵阳市和武冈市已不抱什么希望了，他们一口咬定我丈夫是自杀。希望公安部能重新调查死因，但我不知道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12月底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聂绍绿曾表示没有看到杨宽生死亡结论意见书，但说对杨宽生死亡原因重新鉴定是“基本上绝无可能”，刘月红告诉记者。
遗孀等三人被驻京办控制 官方不回应
记者昨天再次联系刘月红时得知，几名湖南邵阳市驻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昨天半夜1点进入三人暂住的宾馆房间将三人控制。吕开化和罗茜已经被带到北京郊区的驻京办所在地，刘月红坚决要留在宾馆，2名驻京办女性工作人员一直守在门外监视刘的行动。
刘称驻京办人员昨晚6点要陪同他们一起坐上开往湖南的火车，称三人回去后会“解决这个事情”，但刘不愿意，“我不敢回去，怕回去后生命没有保证，”刘在电话中向记者哭诉。
本报记者昨天电话采访邵阳市驻北京办事处，一位不愿透漏姓名的工作人员说驻京办主任不在，不清楚刘月红三人被控制监视的事。
记者又分别试图采访邵阳市政法委书记本案专案组组长鞠小阳、武冈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曾昭训、武冈市公安局局长康文祥，三人均称自己在开会，不清楚目前的情况，也不清楚刘月红等人被送回湖南后当地是否会重新调查杨宽生死因。
法医专家不排除谋杀的可能
在分析了湖南官方《关于杨宽生死亡结论意见书》和《尸检报告》后，原中国政法大学法医学教授、国家卫生部首席法律顾问卓小勤1月2日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又指出了本案的诸多疑点。
卓小勤指出，认定杨为自杀的意见书没有具体情况的描述，如官方一共提取了多少枚鞋印和指纹、是否提取了毛发等其他证物，也没有描述尸体的位置、坠落高度以及杨宽生受伤后的行动路线。
如果成人急性失血1000毫升以上，就会发生失血性休克。杨宽生左手腕动静脉完全割断，室内多处有大面积血迹。如果测定室内血液量超过1500毫升，则杨宽生自己跳楼的可能性不大。但官方并没有测定现场的出血量。
卓小勤还指出，尸检报告记录了尸体唇部的青紫、擦伤和淤血，这样的损伤可以是捂压口部造成的，通常是他杀造成的。
另外，高坠伤通常是一次性损伤，而且受伤的方向应当是一致的，但尸检报告显示死者肋骨折断的方向并不一致，显然不是一次性打击形成的。
中国法医学会法医病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刘良教授在对杨宽生死亡案件出具的专家意见中称，尸检报告未讨论死者唇部和额部损伤形成的原因，坠楼现场的具体情况包括坠落高度、中间有无障碍物、地面状况、尸体距墙脚或阳台边距离、阳台护栏高度等官方均未提供。
去年全国13名官员非正常死亡
据广州日报12月30日报道， 包括杨宽生在内，不完全统计表明我国今年有13名各级别官员非正常死亡，根据以往新闻报道和官方公布的调查结论，意外死亡的有3人，选择自杀的有10人。在选择自杀的10人中，3人自杀原因不明，剩下7人中有4人确定是因“非腐败”原因选择自杀。
报道称他们中间有中部小县城的教育局长、科级干部，也有西北组织部副部长、厅级大员，还有长三角干练的女副市长，层级分布广泛。更有西南陷于打黑风暴的法院高干。
12月21日，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宪春在北京出差期间跳楼自杀；两天后，江苏海安县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孙启明在家晨练时意外坠楼身亡。
报道称这13人死亡集中在年初的2月到年底的11月、12月，并引用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的话说，“这可能和年底干部要接受考核、工作压力大有关”。
围绕着官员的离世，各种猜测纷至沓来，而腐败、官场斗争、权钱交易等话题成为民众热议的焦点。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丁淦林接受该报采访时分析，“在腐败成为一种默认值时，官员一旦出事，对官员的道德怀疑几乎成为公众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