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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足球打假反赌案内幕的层层揭开，中国足球的乱象令人吃惊。在黑幕背后，假球是如何操作的？能否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公安机关如何克服困难，抽丝剥茧？本报记者深入辽宁沈阳，对办案民警和羁押在案的部分涉案人员进行了采访。
“期待中国足球能在阵痛之后，获得一个纯洁的赛场环境。球迷们能够重新拥有那份对中国足球的热情。”1月中旬，足球打假反赌行动专案组成员、民警小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这位警察球迷的话，反映了中国数以亿计球迷对司法介入拯救中国足球的期待。
假球利益链条
俱乐部负责人、中间人、球员，要价层层加码，分钱层层剥皮
专案组负责人介绍，在已经公布的假球案中，涉案人员大致可分为3类：一种是千方百计希望获胜的俱乐部负责人；一种是负责牵线搭桥希望从中获利的各类人群；还有一种是直接实施假球的场上球员和教练——“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假球利益链条中有着各自的利益诉求。”
已经公布的3起假球案中，有两起与原广州医药足球俱乐部副总经理杨旭有关。
“当时，冲超念头压倒一切。”杨旭告诉记者，2006年广药接管球队之后，球迷给予很大期望，俱乐部也憋了一股劲，非冲超不可。杨旭和他所在的广州医药足球俱乐部选择了不该走的“捷径”——出钱买“假”。
杨旭等俱乐部负责人是为了名利而心生歪念，而另外一些人则是充当中间人谋利。
在2006年广州医药足球俱乐部收买浙江绿城队球员一案中，范广鸣、冷波、邢锐等3人异口同声地说，这么做“只是为了给朋友帮忙”。但实际上，他们都是看到现金备齐才通知球员，假球做成后，立即分赃。
同时，他们向广州医药足球俱乐部开的价码一路上扬：球员开出80万，到了邢锐处涨到100万，继而在冷波、范广鸣处涨到150万。范广鸣等3人不过打了几个电话牵线搭桥，就各自分得数十万元。
据专案组分析，在这一假球案的各个环节上，参与操纵比赛的角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利益链条，并且要价层层加码，分钱层层剥皮。
在2006年广州医药足球俱乐部联合山西陆虎俱乐部作假一案中，由于赌球的介入，金钱的诱惑力进一步加大。王鑫、王珀等人通过设计比赛结果，不仅拿到了20万元贿款，还到国际赌球网站上下注赌球，每人再赢数十万。
对于假球实施者——球员而言，则是没能抵抗住金钱的诱惑。前浙江绿城队员沈刘曦坦言：一场假球的获利，远远超过他最黄金时期的年收入。
据介绍，一般赢一场球，俱乐部发奖金1万元。而“放水”做一场假球，获利达数十万元。也就是在这样的权衡后，沈刘曦最终没有经住邢锐的劝说，联合队友故意“放水”。
“圈里人”单线联系
吃顿饭，喝次茶，50万假球买卖便敲定
由于足球打假案件大多时间久、地域跨度大、涉及人员多，且多是“圈里人”通过电话单线联系进行作案，给公安机关侦查特别是取证造成很大困难。
从公开的案件看，涉案人员有现役球员、退役球员、教练、俱乐部负责人、足协工作人员……他们都与中国足球界有着长时间的密切联系，彼此之间也有着朋友、前队友、同事等千丝万缕的关系。用专案组成员的话说，“都是一个圈子里的人，外人比较难介入。”
如在2006年成都谢菲联队联合青岛海利丰队操纵比赛一案中，时任成都谢菲联队副总经理兼领队的尤可为与时任青岛海利丰队领队刘红伟，先是一块吃了饭，再和双方俱乐部的董事长喝了茶，50万买一场球的买卖便敲定。
广州医药俱乐部与浙江绿城队球员沈刘曦等人的交易基本靠电话搞定。沈刘曦等球员直到拿钱那一刻，都没有见过其他环节的任何一个涉案人员。
假球“天衣无缝”？
操作假球要涉及多个环节，涉及人员也较多，总会露出蛛丝马迹
邢锐在劝沈刘曦踢假球时曾说：“只要在场上跑动稍微慢一点，多横传，基本上赢的面就小。”在多名涉案人员的回忆里，广州医药队踢赢浙江绿城队的那场球，从场面上看争夺相当激烈，事后也并没有任何球迷或者媒体怀疑过这是场假球。
刘红伟则直言：“踢假球看不出来。”他说，假球的操作方式有很多种，可以对场上队员提要求，又或者直接换队员。他所在的青岛海利丰队为了输给成都谢菲联队，就限制了不少外援和主力的上场机会。
赛场上的“猫腻”，真的看不出来吗？“查处假球案，取证确实难，但再聪明的狐狸，也会露出尾巴”。专案组负责人如是回应“因取证难导致足球打假成假打”的担忧。
“不是看不出来，是看出来也选择了沉默。”曾身为足协工作人员的范广鸣坦言，假球场次中，一些球的处理方式还是能看出问题来的，因为“技术失误和故意失误是不一样的”。
办案民警结合查明的案件表示，有的假球在球场上可能没留下痕迹，但从查明的案件看，假球要涉及多个环节，涉及的人员也较多，总会露出蛛丝马迹的。
“有的人自以为假球做得天衣无缝，但内行看得一清二楚。”专案组成员说。
打击假球的为何打起了假球
下“猛药”，更需要找“病根”
有专案组成员感慨地说，查案过程中，他们发现“很多球员居然根本没意识到踢假球是个违法行为”。不少球员将责任推给俱乐部，认为自己不过是服从俱乐部的安排。
从查明的案件看，范广鸣身份尤为特殊。他在中国足协工作了20余年，所任职的联赛部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打击假球。可他自己却当上了运作假球的牵线人，而他在中国足协任上积累下的良好人际关系，则成为他参与运作假球的重要筹码。杨旭坦言，之所以找上范广鸣，就是因为看重他“在足协干了这么多年，认识的人多”。
打击假球的，却成了打假球的。这不得不令人深思。在范广鸣看来，中国足球的管理者们在俱乐部财务管理、赛场监督、联合公安进行司法介入等方面，力度上都有欠缺。他说，中国足球的问题明明存在十几年了，为什么不早一点抓？“如果力度够大，措施得力，不会走到这一步。”
“我们就像个外科大夫。”专案组负责人表示，这一系列行动是在给中国足球下“猛药”。他说，希望通过多起个案的破获，帮助有关部门挖出中国足球在运作上、管理上存在的“病根”。
他同时认为，打造良好的竞赛秩序，单靠公安机关的打击还是不够的，最终还是要落到各部门的通力合作、综合治理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