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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需要制定专门的反腐败法，针对我国现行法律中存在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修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加以解决。
《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问题研究》课题组组长王明高日前向记者透露：“我们已经对反腐败立法有了一个初步的构想。”（《法制日报》1月23日）
近年来我国反腐败成绩巨大，贪官污吏纷纷落马。但是，由于我国现行反腐败法律制度存在严重不足，给未来的反腐败工作带来了许多变数，主要表现在：
首先，我国在反腐败问题上实行“高起点”制度，不同的起点由不同的机关立案查处。一般违纪案件，由纪检部门负责查处；一般违法案件，由行政机关按照监察法负责查处；重大犯罪案件，则由司法机关立案侦查。这可能使得一些贪官污吏游走在违法与违纪的灰色地带，不知不觉走上犯罪道路。如果在反腐败的问题上实行“零容忍度”，那么，就可以彻底杜绝灰色收入，在公务员的脚下标明醒目的“禁行线”。
其次，我国刑法确立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制度，这本是为了快速地追究贪官污吏的刑事责任，但这项制度为少数涉嫌贪污贿赂犯罪的公务员开脱罪责提供了借口――如果实在无法说清财产来源，他们宁可承担刑罚较轻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其实，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非常简单，那就是实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凡是不能说明财产来源的，一律按贪污贿赂犯罪处理。
第三，对公务员犯罪和公司犯罪实行不同的立案侦查制度，公务员可以利用自己的亲属关系或者朋友关系，通过设立公司，转移非法所得，逃避法律责任。在香港地区，公司犯罪也属于廉政公署查处的范围。而我国内地，公司犯罪主要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而贪污贿赂犯罪则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这种分散侦查的做法，很容易丢掉犯罪线索，让犯罪嫌疑人转移视线，从而逃避法律责任。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建立统一的检控机关，防止各自为政，提高办案效率，严堵犯罪空隙。
笔者曾经与香港廉政公署副专员郭文玮先生交谈过，他说在上述问题上，香港已经走出了历史误区。“零容忍度”可以防止反腐败积重难返，从而拯救一大批公务员；提高贪污贿赂的查处概率，可以警示那些心存侥幸的人；对犯罪行为一查到底，可以彻底清除犯罪分子，净化环境。
现在有人主张制定反腐败法，建立类似于香港地区的反腐败制度。但问题随之出现，如果反腐败法不能解决司法机关自身的腐败问题，那么，腐败现象还会蔓延。譬如，将“双规”制度引入反腐败法，赋予反腐败机关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权限之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如果反腐败机关工作人员挟私报复，或者通过限制人身自由对嫌疑人进行精神控制，那么，反腐败活动很可能变成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活动。所以，我们必须对反腐败机关的权力扩张保持足够的警惕。
反腐败应当从控制公权力机关的权力入手，而对反腐败机关权力的控制应当成为重中之重。我们必须走出这样的怪圈：面对腐败问题，无限度地扩大司法机关的权力；而司法机关的权力扩张，又会衍生出许许多多的腐败现象。反腐败必须防微杜渐，必须首先控制反腐败机关的权力，而不能把反腐败的希望寄托在公权力机关的权力扩张上。
一些学者提出的建议之所以行不通，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建议对司法机关实行无罪推定，而对其他机关的公务员实行有罪推定。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司法机关的腐败行为，那么，反腐败只会原地转圈。
所以，反腐败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需要制定专门的反腐败法，针对我国现行法律中存在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修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加以解决。如果制定反腐败法，那么必须首先控制司法机关的权力，必须清除司法机关的害群之马。通俗地说，看病的医生不能有病，否则，不但不能治病救人，反而会传染疾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