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日前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的闫德利事件，河北省容城县检察院已依法介入事件调查。所谓的“艾滋病女”闫德利已向警方报案，并被检测证明未患艾滋病。随后，炮制此事件的杨某因涉嫌诽谤罪被容城警方刑事拘留。
根据刑法规定，诽谤罪通常是经由被害人“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而非公诉案件。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认为，“（此案）造成的社会影响是比较大的，完全符合刑法对于诽谤罪‘情节严重’的界定。”“公权力介入该案，不管是在实体上还是在程序上都是没有问题的”。（10月27日《检察日报》）
根据刑法第246条规定，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构成诽谤罪。闫德利前男友杨某行为情节的严重性显而易见，因此警方在接到受害人报案后立案侦查是理所当然的。但查清事实后，是把杨某涉嫌犯罪的证据移交给检察机关并提起公诉，还是移交给受害人闫德利并由她自己提起刑事自诉，却是需要斟酌的。
“犯本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因此，是否严重危害社会秩序是判断应该自诉还是公诉的关键。那么，杨某的行为有没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呢？
怎样才是“严重影响社会秩序”，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但根据一般的理解，它是指引起受害人死亡或者对社会的正常秩序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受害人死亡，自诉的主体已不存在，且极其严重的后果也是对社会秩序的严重危害，当然应该公诉；而对社会秩序的实际影响应该是指有形的行动或影响，比如引起了当事方或公众的集体上访甚至游行抗议，或者诽谤某人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公愤，或者诽谤外国人影响了国际关系等。
就本案来说，犯罪嫌疑人杨某的行为虽然对闫德利本人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害，在舆论上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对社会秩序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危害。换句话说，“个人危害性”虽大，但“社会危害性”并不算大。至于那279个所谓“性接触者”的电话号码，也要看对某一具体人的实际伤害的程度。专家所强调的“情节严重”，是判断罪与非罪的构成要件，而不是判断公诉还是自诉的依据。其实，诽谤案的诉讼原则是“自诉优先”，即这类案件应该首先尊重受害人的意愿——如果受害人不告诉或者不能告诉，检察院才应该提起公诉。
我主张闫德利自诉，还有另一层的原因，那就是公权介入诽谤案可能会带来负面效应。“彭水诗案”、“稷山文案”、“灵宝帖案”、“高唐网案”……近年来屡屡发生的所谓“诽谤案”警示我们，在诽谤问题上必须对公权力保持高度的警惕。
从审判及判决的角度看，公诉或者自诉并不会影响对闫德利的权利救济和对杨某的违法惩罚，因为法官审判主要是看被告人的行为及其危害，而不是看起诉者是谁。综合权衡各方面的因素，我认为，此案还是以自诉为宜。
